代替考试罪的问题与建议——基于76例替考案件的实证分析

对司法机关办理的代替考试罪案件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实践中发生的替考案件多为非专业型替考与未伪造相关证件的替考,相当部分案件涉及在校学生,处罚以罚金与拘役刑缓刑为主。替考入刑在理论与实践中存在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污名化现象严重、忽视替考行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等问题,应该从采取限制入罪说、设置情节限制、进行综合治理等方面加以改进与完善。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活”而不“泛”的解释论思考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存在罪状表述模糊、行为边界宽泛的天生缺陷,致使该罪面临"被虚置"与"口袋化"的双重困境。将"违法犯罪活动"限定为犯罪行为或者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类型,违反了《刑法》第3条前段的规定;应将"违法犯罪"限定为与明文列举的诈骗等行为法益侵害性相当、与犯罪有关、具有侵害重大法益危险性的活动。利用"伪基站"设备发送所谓诈骗短信,通常还只是诈骗预备,不应根据发送短信条数认定成立诈骗罪的未遂。所谓"同时构成其他犯罪",是指发布违法犯罪信息的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相关犯罪的预备;如果具体着手实行了相关犯罪,应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与相关犯罪数罪并罚。只要行为人发布了违法犯罪信息,即使尚未着手实行相关犯罪,也不影响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成立,而成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则以被帮助对象着手实行犯罪为前提。     

论佛教之“罪”在中国古代的法律化及其限度

罪是佛教的重要观念,也是中国古代刑法史的主题之一。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颇有差异,佛教之罪与中国古代法律也有诸多不同,主要体现在伦理价值、功能取向以及惩罚方式等方面,这些差异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对佛教之罪吸收和排斥的基础。中国古代法律对佛教之罪的吸收区分普世性与特殊性,并分别对应普遍民众与佛教徒,权力配置、根本性伦理规范则构成这种吸收的限度。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法律对外来文明的吸收具有很强的模式选择性和包容的有限性,中华法系的一个动态特征可概括为礼法一体的总体趋势,异域文明的有限包容。     

论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无期徒刑

阐述了对未成年人犯罪可以适用无期徒刑的观点;提出了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无期徒刑应当加以严格限制的司法理念,其主要根据是:无期徒刑的严厉性和不经济性、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的身心特点以及顺应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国际规范的必然要求,决定了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尽量少用无期徒刑;进一步分析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严格限制适用无期徒刑的司法途径是:首先要严格控制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无期徒刑的罪质范围,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要求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无期徒刑的罪量达到最高程度.     

涉众型网络谣言刑事治理的规范逻辑与责任边界

网络谣言的实质内涵是“未经证实”,而非必然虚假。在此基础上,涉众型网络谣言其实同时具有言论表达的积极建构性与公共秩序的消极侵蚀性两种潜在效能。因此,在运用刑事手段治理涉众型网络谣言时,基本的规范逻辑在于维持社会保护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动态平衡,谨防过度化的刑事治理消解言论自由的应然空间。为了在言论自由与刑事犯罪之间预留合理的缓冲空间,应当在形式解释论的指引下严格限制寻衅滋事罪的适用,并通过对“虚假信息”的二元限定、“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的范围限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后果限缩来重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规制范围。     

鲁迅与中国近代个体的“产生”——基于《狂人日记》的再考察

五四新文化最响亮的口号是“个性解放”,也因此,在叙事上“五四”被一般地定性为“人的发现”。这几乎是不证自明的。然而,“人的发现”其具体内涵是什么?这个“人”又是如何“产生”的?这些重大的具有整体性特征的问题尚待辨明。通过考察《狂人日记》等文本,我们发现,这部被誉为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奠基”之作,其主题并非“礼教吃人”这种简约化概括所能包纳,而且所谓“吃人”,其真正的内涵是“非人”或“非人的状态”。小说主人公狂人正是在一种“罪感”的驱迫之下,在正视自身的(人的)“非人的状态”中获得了人的自觉,并由此产生了真正的“人的观念”。这就是《狂人日记》的内核及其独特价值。这是五四时期真正的“人”的呐喊。所以,所谓“奠基”者是指,五四新文化就建基于这一“个体”/“人”之上,它是作为中国新文化的基础性和根底性意识而被鲁迅天才地把握到的,并第一次掘发出来的。     

一个应当得到充分运用的法律武器──关于“补充规定”第11条第1款的思考

《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的第１１条第１款所规定的“拒不说明巨额财产来源罪”，不是经济犯罪，而是不作为犯罪，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出合法收入，差额巨大，不能说明或拒不说明其来源，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此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侵害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与威信。从证据方面看，因我国刑事诉讼法实行无罪推定原则，被告人不负有举证责任。     

明代贬废罪宗及其家眷的给养问题

贬废罪宗及其子女的给养,是明王朝针对犯罪宗亲的善后处理,朝廷定有标准.其罪情的轻重,羁押、管束方式的分别,决定了给养标准存在相应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也表现在嘉靖前后从计口给粮到按户供应的变化上,世宗对罪宗给养的调整,有由于宗禄供给困难的因素,但更为关键是基于宗室犯罪急剧上升的改变.     

医疗事故罪危害结果司法认定探析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的司法解释,导致对医疗事故罪＂造成就诊人死亡＂和＂严重损害就诊人健康＂的理解各异,争议颇多,给司法认定带来了很大困难。本文分析学者的主要观点,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比较深入地对医疗事故危害结果的认定提出了创新性的思考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