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时代文化科技伦理隐患形成机制及中国式治理图景

数智时代,智能技术在驱动文化创新与社会变革的同时,也助推文化科技伦理成为学界热议命题。数智时代文化科技伦理挑战主要表现为技术异化牵引下的科技伦理危机及其文化泛化风险,以及隐私、安全、公平等伦理困境。从数智时代文化科技伦理隐患的形成机制来看,其不仅受到技术发展外因的影响,还牵涉人类自身的内因以及受多主体博弈牵引。基于此,亟需在系统把脉数智时代文化科技伦理命题基础上,建构由理论话语体系、主体创新体系、制度创新体系协同的中国式文化科技伦理善治图谱。     

灾害中残疾人的媒介使用与信息沟通需求——以汶川地震为例

在灾害情况下,残疾人群所面临的沟通困境要远远高于正常人群,甚至连最基本的信息需求都无法得到保障。从2008年汶川地震中残疾人群媒介使用的特征和信息沟通需求来看,对这部分弱势群体的保护需要在法律和政策上给予更多的支持:改善信息发布和传递的渠道,使用新的技术手段,培养残疾人使用媒介的良好习惯。     

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社区的灾害与贫困关联研究——基于渝鄂湘黔交界处149个村的调查

透过对渝鄂湘黔交界处149个村的案例分析发现,在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社区,灾害具有多发性和高频性;灾害影响具有广泛性和深度性;灾害与贫困具有重合性和一致性;灾害、脆弱性、可行能力、贫困等要素之间具有相对的继替性和循环性.这些都显示出加强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社区灾害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关于元朝赈济西北灾害的几个问题

元代西北地区天灾人祸多有发生,是灾害多发区。本文拟从赈灾管理部门与物资、赈济兵燹之灾、陕西特大旱灾及元朝政府的抗旱救灾以及元朝赈济西北灾害的优惠政策等方面,对元朝赈济西北灾害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社会工作介入应急治理场域的身份形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社会工作学科恢复重建三十余年来,学科的“主体性焦虑”从未缺席。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下,社会工作介入应急治理场域的身份形塑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2008年以前社会工作介入应急治理场域的专业身份,是由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相关之社会服务需求与专业断续发展所产出的“制度驱动”式主体身份。2008—2019年,政府主体和专业社会工作于应急治理场域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嵌入式”“双向赋权”的主体身份特征。2019年之后,政府主体与专业社会工作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驱动下呈现出“嵌合”式过程性认同的特征,专业社会工作的主体身份得以进一步彰显。社会工作介入应急治理场域的发展既反映了我国应急治理制度演变的过程,也是制度变迁的结果,政府与社会力量之互动关系折射出应急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体现出社会工作于应急治理场域的实践自觉必然与制度化体系保持紧密关系。     

水利欠账，非西南一地之弊

旱涝灾害多发,本是中国这种季风性气候的显著特点。西南地区也不例外,受孟加拉湾季风的波动性影响,很容易发生春旱现象。古人早就根据经验总结出要“未雨绸缪”的训诫,然而后人并未时刻铭记在心,践行的往往是“事后诸葛亮”的作风。面对西南地区罕见的大旱灾,农业水利不修这一并不新鲜的问题又一次闯入公众的视野。     

城市演进与城市灾害

城市是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的巨大承载体,城市兴衰存亡与城市灾害息息相关。城市不同发展阶段使城市灾害有不同表现形式和特点,其趋势是危害越来越大,同时城市发展对城市灾害又有着缩小效应。     

灾害社会救助中保障、凝聚、包容与增能之整合路径

社会质量是考评社会救助政策的一个重要方法.通过经济-社会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增能等社会质量理论的条件性要素评估汶川灾后救助政策,发现救助政策在资源供给、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增能等主要社会质量指标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心理慰藉、特殊性需求满足、社会参与等社会质量亚指标方面又显示出救助政策的准备不足.运用社会质量理论检验现实救灾行动,反思相关社会政策,将为未来的灾害救助积累政策经验.     

旱灾对粮食生产影响的非线性动态效应评估

自然灾害严重威胁粮食安全,因此科学地理解和认识自然灾害与粮食产量之间的关系至为重要。基于时变Copula函数方法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水稻、小麦、玉米在低产时和旱灾的尾部相关系数分别为0.52、0.15、0.58,但是水稻、玉米在高产时和旱灾比率的尾部相关系数近似为0,小麦在高产时和旱灾的尾部相关系数仅为0？06,这意味着粮食单产与旱灾的关联性表现出非对称性。旱灾对粮食产量影响的时变性也因不同作物而异。对于水稻而言,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旱灾与水稻单产的关联性存在显著的下降趋势;但是,旱灾与小麦、玉米单产的关联性并没有表现出随时间推移而下降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