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法治视域下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治理之道

近年来,全国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了一些较好的典型做法和经验,在技术手段、目标设置与治理格局诸多方面呈现出新型治理意蕴。但实际运行中,由于当前基层综合治理体制组织资源、制度资源的薄弱,导致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体系和结构面临了诸多困境和问题。从根本上看,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作为一项社区公共服务,同时也属民生法治领域的治理范畴。由此,在全面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背景下,必须建构与农村社区法治需求相适应的民生法治体系,以“共治”为思路推进政府、社区与居民依法共同参与社区治理,以“民生”为前提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矛盾纠纷治理,以“法治”为保障努力把社区矛盾纠纷的解决纳入法治化轨道,从而形成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实现以民生法治为导向的基本运作机制。     

论城管执法的物业化模式

当下,我国城管暴力执法不断,形象不佳,城管执法陷入困境之中.究其根本原因,是城管执法模式的严重滞后,难以满足日益精细的城市管理要求,必须对城管执法模式进行彻底变革.借鉴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经验,将城市执法物业化.为此,要将城市管理执法重心下移到街道和镇,由街道和镇作为政府代表与物业公司签订城市管理协议,由物业公司负责以市容秩序为重点的城市管理,城管机关则负责业务指导、培训、监督和考核.     

和谐社会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

行政诉讼是政府和公众之间"利益沟通"的最为权威、正式的法律机制.现阶段,我国的行政诉讼呈现出起诉和受理难、应诉难、审理难、诉讼成本高、当事人胜诉难、执行难等困境,只有通过系统的制度改造,行政诉讼才能真正成为构筑和谐社会的司法公器.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鉴于西南很多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自己的纠纷解决机制、社会转型后非常规性纠纷的大量出现、现有国家纠纷解决机制自身存在的缺陷等问题,应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起灵活多样、多层次、多维度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其中关键是如何协调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与国家现行纠纷解决机制的问题,借鉴国际上的相关做法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好的途径。     

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理论反思与规范解释

出于公益维护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在起草《证券诉讼规定》时,为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添加了许多公益色彩。“公益目标”和“私益内核”的双重影响,使得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性质不明,不仅导致投保机构的诉讼地位和权利界限不清,还导致特别代表人诉讼和普通代表人诉讼的关系紧张。以民事诉讼学界对“公共利益”“私益诉讼维护公益”的研究为依据,可论证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性质是私益诉讼。在此基础上,一方面,结合任意诉讼担当理论,可准确界定特别代表人诉讼中法院、投保机构和投资者的关系,厘清投保机构的诉讼地位和权利界限,并重新解释《证券诉讼规定》第21条和第22条。另一方面,结合普通共同诉讼理论,可重新界定并消除特别代表人诉讼和普通代表人诉讼的紧张关系,并重新解释《证券诉讼规定》第32条。     

高空抛坠物致害中物业侵权责任适用要点

《民法典》第1254条实质性变动之一为增设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侵权责任,物业企业作为建筑物管理人中典型代表,对其增加必要的法定安全保障义务可促成物业企业、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内外联防的监督体系。但高空抛坠物致害事件有其特殊之处,在适用规则时不应忽视审查抛坠物来源、致害物致损形式等内容,梳理责任主体在认定上可能存在的复杂情况,严格以规则第一款致害情形的出现作为物业服务企业侵权责任适用的前提。     

民国时期社会转型中的城市婚姻纠纷

民国时期,受西方婚姻观念和习俗的影响,中国城市居民的婚姻观念,特别是年青人的婚姻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家长与子女婚姻观念转变的不同步、男女转型的不同步,加之女子社会地位和觉悟程度的一定提高,一部分女性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以结束自己不幸的婚姻,从而使民国时期城市婚姻纠纷呈上升趋势。     

家族文化构筑的潮汕侨批纠纷调处方式探析

潮汕侨批是侨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族文化的沁润奠定了潮汕侨批产生的基础,衍生了潮汕侨批民间法规则,也为侨批纠纷的调处提供了保障。家族文化中的商业诚信理念和规则为纠纷预防提供了特有的文化资源;自力救济、侨批行业公会调解、公堂调解、盟神查案、适用无过错赔偿原则等调处纠纷的方式,在当下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坚持德法共治,弘扬侨批文化,发挥其在基层治理中化解纠纷的功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