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皇权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建构

意识形态与思想之间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关联域。意识形态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形式上的理论化,内容上的世俗化,形态上的权力化,价值上的绝对化,功能上的实践化。作为本质化的意识形态,皇权意识形态的意图有二:第一,把皇帝观念塑造为一种全民信仰和普世价值;第二,在皇帝与民众之间建立起一种直接性的对应关系,使皇帝成为民众利益的唯一合法代言人和保护者。意识形态的普遍紧张化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长期问题。     

汉代算赋定额的探讨

对于汉代算赋数额的相关问题,学术界有较大分歧。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通过计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中记载的作为算赋用途之一的吏俸,得出简文中征收吏俸的数额与文献记载的赋钱用于吏俸的数额基本相符,可补充证得汉初算赋征收是有每算四十的定制。但这与简文记载的算赋征收总额十分不符,原因在于简文记载的正是临江国为应对战乱而预征了数年算赋的特殊情况。     

论刑罚世轻世重原则

刑罚世轻世重原则是指统治者根据社会的现实状况而不断调整刑罚的轻重缓急的一项原则.该原则体现在治吏和治民两个方面,并且在明朝得到了最有力的体现,对当今社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朱元璋重典治吏

文章论述了明太祖朱元璋严密官吏选任及监督，严惩贪赃，严法治吏的措施及整肃作用。     

论中唐政治中"士的超越性"的危机和希望

该文着重探讨中唐政治中“士的超越性”的危机与希望。认为“士”能否认定自己的文化优势是其保持“超越性”的关键。中唐的“士”陷入功利习气之中,从而给“士的超越性”带来了危机。始于初盛唐之际的所谓“文学与吏事之争”在中唐继续展开,其实质是“士”自发地捍卫自己的文化优势。以韩愈为代表的“新儒”用道德形而上学去建构和巩固“士”的文化优势,从而揭开了“士的新自觉”的序幕。     

史学史研究的当代趋向:史学比较与全球视野

20世纪末,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使得当代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表现出某些新的趋向,即从跨文化的视角进行吏学比较、总结不同史学传统的经验与成果,并展现其间史学交流的过程与复杂关系,以期建立多元现代性的全球史学史的基础.     

韩非子的治吏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韩非子“以法御臣”的治吏思想建立在“自为心”的人性论基础上的 ,它具体包括 :以法治吏、选贤任能、明乎职责、赏罚分明、手段神妙等几个方面。其治吏思想在制度规范官吏行为、树立官吏的威信、重视领导艺术、发挥官吏能动作用等方面具有现代启示意义     

唐代御史地位演变考

御史是中国古代社会监察制度的主体,也是中央集权兴衰的一个缩影。一个绕有兴趣的现象是,唐代御史在官僚制与社会舆论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形象。在官僚制中,御史始终处于“清官”和清望官”序列,而且后期御史大夫与中丞的官阶较之前期还有所提高。但是从社会舆论的角度来看,前期称之为“法官”的御史,后期则被称为“法吏”;前期“御史出都,若不动摇山岳,震慑州县,诚旷职耳”,而后期出使在外的御史却常常受到来自各方的漫骂乃至殴打。文献中关于御史的这两种不同的记载并无抵牾之处。一方面反映出唐代中央力图从官僚制上提高御史的地位,强化中央集权的统治;另一方面又无力改变中晚唐时期出现的“轻法学,贱法吏”现状。在这种政治气候的影响下,唐后期的御史构成、秉公执法观念以及社会地位等各方面都呈现出明显弱化的趋势。     

反腐也需软实力

正9月1日走马上任的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履已新一个月。如何面对山西官商错节、腐败高发的官场生态?怎样破解"晋官难当"现象?治吏之策又将从何处着手?王儒林在"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故居的调研表明,反腐也需软实力,只有培育优秀廉政文化才能净化政治生态。     

周瑞金用新笔名“皇甫欣平”发表万字长文——终结腐败

正10月9日,《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皇甫平"系列评论作者周瑞金发表文章称,反腐既是治吏,从严治吏才能使得政令畅通扫除阻碍,为转型改革保驾护航。反腐也是党建,高压肃贪才能聚拢人心,从而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反腐更是关于国家治理如何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和主要内容之一。这方面可以做的工作很多,尤其是应当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