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德格尔对人道主义的追问

人道主义的追问是一种思想的冒险:因为追问人道主义意味着要追问人的本性,而追问人的本性就必须从形而上学对人的规定着手。对于形形色色的人道主义的形而上学特性,海德格尔进行了人道主义的批判,从而显现出人的本性:人是存在的邻居。     

叙事身份的内涵、意义与建构方式

21世纪以来,叙事身份研究迅速升温,成为叙事学界热议的一个焦点话题。文章从保罗·利科的叙事身份观出发,试图界定叙事身份的三个基本内涵,即身份的叙事、叙述身份和被叙述的身份。在叙事身份这一话题上,最核心的问题莫过于谁的叙事？谁的身份？从总体层面上来说,答案是人类的叙事和人类的身份。在人类学意义上,人类被称为“叙事人”或“讲故事的动物”,叙事使得人类区别于其他智慧物种。从具体层面上来说,叙事之于人类身份的建构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我”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讲述过程中建构了“自我”身份,这在非虚构性质的传记叙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另一种是“我”在讲述他人的故事,在讲述过程中,辨识或认同了“自我”身份,这在虚构性质的小说叙事中较为常见;还有一种是“我”在讲述关于“我”但又不是“我”的故事,在讲述过程中,建构了亦真亦假的“自我”身份,这在介于传记与小说之间的“自小说”中较为常见。     

中国人的国家观：历史、逻辑与理论的统一

历史、逻辑与理论的统一是社会历史辩证发展的一种表现形态,社会观念史亦是如此。古代中国人的家国天下的想象遵循自身的话语体系、阐释逻辑、历史语境与演进路径,形成了一种自在观照体系。近现代,随着西方殖民势力冲击、封建帝制倒垮以及新型政制建立,中华民族意识全面觉醒,中国人国家观念中的客体对象逐渐断裂,从王朝国家转向现代国家,其内在国家逻辑既延续传统中国政治文化逻辑,又与剧烈的社会变革保持同频共振,加速新中国观成型。当代中国人国家观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获得理论涵养,展现新的生机与活力。     

关于"以德治国"的理性思考

以德治国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意义重大.以德治国并不是对法治的否定或者轻视,也不是走向人治,而是主张法治与德治并举,在批判地继承古代德治的基础上,抓住重点,切实深入地在各领域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     

发挥地域资源优势打造甘南特色文化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六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论邓小平民族发展观及其现实指导意义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探求的重大课题。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确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发展观，在长期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形成了自己比较系统的民族发展观。回答并解决了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发展以及发展的实质、发展的道路、发展的途径等一系列问题，成功地解决了我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少数民族地区的现实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民族发展观，并赋予其更深刻的内涵，将之提高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研究邓小平的民族发展观，对于进一步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他者话语的反思：欧美学界关于中国海外藏人研究评析

“西藏问题”,尤其是中国海外藏人问题,是我国党和政府始终关切的重要问题。自1959年西藏叛乱以后,中国海外藏人问题在一些西方国家备受关注,也成为欧美学者们竞相展开调查研究的重要领域,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涉及了国际关系、人口迁移、国际援助、难民政策、身份政治、文化传播等诸多领域。本文将在对大量欧美学者的相关专著与论文进行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厘清欧美学界海外藏人研究的基本特点,对欧美学界的相关研究状况进行分析,并重点分析了欧美学者对中国海外藏人社区的实地研究,指出许多研究过分服务于政治目的,或研究中情绪色彩过重,或关注点过于集中于中国海外藏人的处境状况。因此,国内的相关研究应发挥本土优势,关注中国海外藏人生活境遇,将海外藏人研究与国内藏族研究相结合,构建起更加完整的藏族研究体系。     

卢梭“悖论”与马克思“人的解放”

启蒙思想家卢梭最先洞悉到历史性形成意味着对个体主权的侵毁,试图采取一种远离社会现实从而使人们重返"自然"之"善"的做法来克服历史进程中的道德堕落,并以此恢复个体主权,实现人的自由。然而,由于卢梭没有找到道德堕落的根源,也没有正确认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而从根本上说也就无法真正打破缠绕在人们身上的"枷锁"。卢梭的历史性"悖论"表明,他只关注到历史进程中的"消极因素",而没有看到它的"积极成果"。事实上,如果没有"历史性"的充分发展,马克思"人的解放"便无法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群众”概念的三种实体形态

“群众”是唯物史观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但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具体阐明“群众”概念的具体所指,导致人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群众”的相关文献阐述,发现马克思、恩格斯运用阶级和阶层的分析方法,分别在个体意义、普遍意义和革命动力意义上对“群众”概念的不同指向进行了具体性澄清,与之相对应,就分别赋予“群众”概念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人数众多的群众”以及“真正革命的阶级”三种不同的实体形态,既有力地驳斥了旧哲学思想谱系对“群众”概念的歪曲认识,又丰富和发展了他们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理论内涵,为无产阶级政党确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我们准确理解唯物史观的真谛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