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是李学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探索。"走出疑古"是试图在对《古史辨》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其真正学术意图在于超越"疑古"。"走出疑古"的论点体系也明显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局限和逻辑上的疑难。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古史的方法自王国维先生起已开始实践,以后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进一步增强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李学勤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工作,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走出疑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应继续重视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提高古史研究科学性;逐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     

论王国维《人间词话》中与境界说相关的几个概念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美学系统“境界说”,并且用了许多与之相关的概念,本文对其中的“写境与造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等内容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王国维美学思想的精髓。     

发前人所未能发

清末国学大师王国维．故居在浙江省海宁县盐官西南隅周家兜。故居的平屋正厅是“娱庐”．此匾下中间是劲松图，两侧一副对联：“发前人所未能发。言腐儒所不敢言”，为郭沫若所题。[第一段]     

20世纪《红楼梦》研究学术争鸣述要（上篇）

王国维引进西方文化思想评论《红楼梦》是20世纪红学学术争鸣的肇始,20世纪学人对王氏关于《红楼梦》之思想倾向与悲剧观的论说有不同的评判。红学中索隐与自传两派的争论是延续百年的世纪之争。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大批判运动以及其后“市民说”与“共名说”的争论有得有失,对得或失的不同评估与时代意识形态的变化密切相关。脂批本与程高本的优劣真伪之争是20世纪红学争鸣中延续莳间最长、争论程度最激烈、参与争论人数最多、最具有学术本体性的争论。对曹雪芹生卒年的争论以壬午说、癸未说、甲申说为重镇。     

“抒情的文学”与“叙事的文学”——王国维文学类型二分法之探究

在中国文学的观念和理论体系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进程中,就文学类型的划分而言,王国维将文学分为“抒情的文学”和“叙事的文学”两大类型,这与西方盛行的三分法明显不同。王国维的二分法既表现出清末文学思想激变中的某些共性特征,更体现出所受以叔本华为代表的西方文学、美学观念的深刻影响,但其中仍包含着独特的个人的体悟和创见。虽然在其二分法中有着一定的源于时代和个人的认识偏颇和局限,但王国维随后即进行了反省和纠偏。王国维的文学类型二分法的理论价值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其所经历的心路历程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     

《人间词》哲学意蕴新论——从王国维对叔本华哲学的接受谈起

王国维接受西方哲学尤其是叔本华哲学,大致经历了"膺服推崇""半信半疑""貌合神离"等三个阶段,其中的心路历程和思想转变激发了他《人间词》的创作灵感,可以说《人间词》是王国维哲学观念变化与发展的诗化呈现。王国维有意识地融西方哲理入词,即"力争第一义",故其词境能度越前人,别有一番幽深的意蕴。然而由于王国维过分重直观、重经验,并且受"意志不自由"之观念束缚,致使人生的终极一直无处安放,因此《人间词》的基调在总体上显得颇为低沉。     

从“普通知识”到“高深知识”的范式转型及其制度依托

世俗知识、普通知识、高等知识对应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三人，呈现出现代中国的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学术架构的知识范式转型线索，和中国现代大学与学术制度建立的宏观语境。从“普通知识”到“高深知识”的范式转型，一方面展示出个体知识人纵横勾连出的知识谱系立体交叉结构，另一方面展示出知识转型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若干复杂面相，这至少包括：知识生产制度、历史生成语境、作为载体的语言、作为主体的学人、学科规训的出现、公共领域的交错等，即在个体侨易背后是更高层次的范式侨易。     

崇高之美:铸造中国文学新质的起点——以20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鲁迅为中心的观察

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文学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发生期。因应救困图存的时代需要和文学自身变革的要求,梁启超、王国维、鲁迅殊途同归,标举"崇高"这一审美理想,以此推动传统审美意识由偏重"优美"向推重"崇高"的转变。三人以对中国固有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的批判和反思为起点,以对西方文学所体现的崇高美的认同为归趋。他们对"崇高"的关注点和现实关怀有异:梁启超关注的是文学风格,心系"新民";王国维关注的是审美,心系国民美育;鲁迅关注的是主体品格,心系"立人"。民族主义是三人共同的思想基础,但他们尚存在其他思想意识的差异。三人为铸造中国文学新质所进行的探索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其中也存在一定的认识偏颇。     

周一良早年收藏的《国学月报》和四则读书札记

1928年,15岁的周一良在天津购得一本第二卷第十一号《国学月报》,在该刊《〈周易〉名义考》、《释家补证》、《委蛇、威仪说》和《燕誉说》、《〈文镜秘府论〉校勘记》五篇文章后面写了四则札记。这四则札记围绕着两个中心内容:一是我国传统的文字、训诂之学,二是日语中国学文献。周先生幼时的教育背景和勤奋好学,为他在思想上树立起这两个中心。     

新见王国维《申报》本《优语录》述略

已知王国维《优语录》有《国粹学报》本和《盛京时报》本两种版本,而《申报》上刊载的《优语录》可确定为王国维《优语录》的又一版本。以初版的《国粹学报》本为参照,从序言、内容等方面展现了《申报》本的原貌与特点,认定其为《国粹学报》本的删减本。并就《申报》与王国维的关系、《申报》本为何是删减本、《申报》本的发现与定本的确立这三个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申报》本的重要意义不只在于新文献的发现,更在于版本变化中显现出的问题,应关注版本变化后所折射的思想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