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学“意境”阐释的若干问题——与蒋寅先生再讨论

"意境"阐释是中国诗学古今贯通的课题。"意境"阐释中的历史意识,始终与美学意识交织在一起,需要针对具体问题作出理性的辨析。基于魏晋以来诗歌艺术实践的唐宋"意境"诸说,除明确提出"意境"概念之外,更有关于"意"与"境"之结构模式的深入阐释。苏轼"境与意会"说是中国古典"意境"阐释的基本意向。明清以来的"意境"阐说具有现象描述和价值判断的双重内涵。王国维在认可严羽"兴趣"说、王士祯"神韵"说的前提下进而"探其本"。探讨中国诗学的"意象"和"意境"说,需要本着具体语境具体分析的精神来精细解读相关文本,需要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批评概念间的"丛生"关系。     

探索王国维词学体系的另一个维度——《词录》与王国维“为学三变”的文献学取向

作为中国早期词学专科目录著作,《词录》是王国维迈入“文学时代”、顺利实现学术转型的第一批具体成果。这部词学目录与《人间词》、《人间词话》、《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等书产生“协同”作用,形成了一个创作—理论—文献“三维一体”的词学体系,其学术价值集中体现在与《人间词》的词创作、《人间词话》的词学理论建构之间的互补上,真实反映了他对于“可爱”且“可信”的学术境界的追求与构拟,更凸现了其文化心态的转变。     

欲望的"非理性"之旅--从王国维到新感觉派小说

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到穆时英等人的新感觉派小说,显示了非理性主义欲望叙述在现代中国演变的某种轨迹.在救亡图存的大语境下,对"人"的非理性问题的关注,对欲望的人本主义式的言说,虽然不可能加入当时的主流话语,但它们打开了文学以及思想文化的另一片天地.     

王国维的西学和国学

王国维先生(1877-1927年)在世五十年间，正值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势阽危的时代。两千年来，中国不是没有内部变乱和屡遭周边势力侵袭的经历，而且内外因素的互动每每导致中央王朝的瓦解。唯独此次际遇大不同于既往：门户洞开、     

《红楼梦》的最高评价:“宇宙之大著述”──评王国维《红楼梦评论》

本文针对当前红学研究中不少人误入歧途的现状，重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深入地讨论了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高度肯定了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第一次用文学、美学和哲学的观点系统地研究《红楼梦》的态度、方法和方向，并着重指出，王国维从文学、美学的视角切入，排除掉种种“红外线”式的谬误，抓住了它的根本性特征，在今天来说，依然是高屋建瓴、胜人一筹的。     

传统人格模式与王国维境界说

人文科学的目标是建构一套理想的价值体系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凸现的人格意识可归结为中国古代文人四种人格模式 :矢志不渝品行高洁的理想型人格 ;忧生伤世锐与报国的道德型人格 ;无所用心随性而发的自然型人格和因物赋形物我两忘的洒脱型人格。它们用以衡量诗有无境界的标准 ,是对传统人格模式作的总结性评价和要求     

王国维、陈寅恪文化遗民心态辨析

王国维与陈寅恪生前共事于清华,在学术领域、政治态度、人格精神等方面识趣特契,尤其在政治立场上,都带有强烈的文化遗民倾向。陈寅恪因为未在晚清有仕履经历,所以他对前朝的眷恋更多是出于文化形态的考虑。王国维虽然也有着相似的文化遗民心态,但因为既在晚清学部任职,又曾任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所以其文化遗民身份之外,也带有一定的个人情感。陈寅恪提炼出王国维的文化遗民特点,但也不免遮蔽了王国维与晚清政坛的特殊关系。考量王国维与陈寅恪的遗民心态,不仅对了解两人个案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厘清遗民的类型和特点颇具参考价值。     

王国维哲学、宗教观念与“人生”诗学

王国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这使得他更为敏锐地关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等问题,并以此开始他早年的哲学研究之旅。王国维由叔本华等人的哲学著作介入到宗教领域,带着对哲学、宗教的双重失望进入文学领域,并将早年的哲学、宗教观念带入到文学理论之中。他认为苦痛才是人生之真相,诗人要首先深度体验苦痛,才能更好地表现苦痛。王国维的文学观念与其哲学认知、宗教情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从梁启超家书看王国维之死

王国维之死,曾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世纪之谜”,解读者众,以至有人还专门编了一本《王国维之死》的专著,但迄今也没有一个以足够的证据和雄辩的推理做支撑、让所有关心与讨论这一事件的人都心悦诚服的看法。不过,在20、21世纪的转换年头,蔡仲德先生连续写作了四篇文章,论定王国维     

论王国维对"中国哲学"的建构

王国维"建构‘中国哲学’"的工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初创"中国哲学"的系统、厘定"中国哲学"的性质、开掘"中国哲学"的价值、谋划"中国哲学"的规范。王国维建构"中国哲学"的工作及所表现出的诸多主张和观点,不仅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而且对于理解、解决当今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中国有无哲学"、"中国哲学研究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如何促进中国哲学发达"等问题,都富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