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中国文学纯粹论的理论体系构建

中国较完整意义上的文学纯粹论,是20世纪初随同西方哲学、美学理论的输入而形成的。在这一理论输入和学说形成的过程中,王国维是先导和奠基者。他在研究、介绍和汲取叔本华、康德、席勒等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文艺观,也构建起了中国文学纯粹论的基本理论体系。     

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国近世变迁及经史研究的新传统

从康有为到王国维和陈寅恪,中国现代思想变局的两次浪潮,确立了经史研究的新传统。康有为对《春秋》三世说的重解,旨在通过现代变革重塑大同理想,通过确立新的宗教教化化育民情,从而实现从据乱世到升平世的过渡。王国维藉社会科学之综合演绎方法,以《殷周制度论》等著作“以史治经”,确立了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从制度、民情乃至思想精神入手,重塑中国文明之本源、制度精神之普世价值。陈寅恪所治“不古不今之学”,则从中古史出发,运用历史研究的“总汇贯通之法”,考证中古之思想和风俗流变,构建出一部胡汉杂糅、各教混融、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的历史场景。     

浅论孔子"阙疑"治学法及其影响--以王国维对"阙疑"的认识为中心

"阙疑"是孔子治学方法之一,即在治学实践中贯彻无征不信的原则,尤其是在进行古文献整理时,要采取慎审的态度,反对臆辞妄说,虽有疑问,但不轻下断语."阙疑"方法从本质上说是对思维方法的哲学思考,其内核即是实事求是.王国维全面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治学方法.他不但在自己的整个学术生涯中时时践行这一方法,而且还对之做了系统的总结.     

《文学小言》与王国维的学术风格

《文学小言》是王国维早期的学术随笔,其学术内涵丰富,学术风格鲜明,从文学本体论、价值论、分类法等不同层面提纲挈领地勾勒了作者早期文学思想的精华。它不仅奠定了王国维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其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鲜明地体现了古典传统与现代意识的通融,在20世纪学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罗振玉等人早期甲骨文研究学术史新探

早期甲骨文研究学术史,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诸位大家可谓居功至伟。通过用新创的计算方法对刘鹗、孙诒让、罗振玉考释成果进行比较,证明孙诒让的学术成果尤为突出。因一些主客观的因素,孙诒让的历史地位和学术功绩未能得到客观的评价与认识。孙诒让去世后,罗振玉的学术水平逐步提升,后来居上。林泰辅、内藤湖南两度在学术上挑战,激励罗振玉写出力作、王国维更上层楼,以"两剑封喉"确立了甲骨学领域罗振玉、王国维"二骑绝尘"的格局。罗振玉卓越的学术成就,使甲骨学真正成为中国近代唯一的、从发现创立到发展壮大都由中国人主导并持续领先的、有世界影响的综合性现代学术领域。上述学人为中华文明继绝学和为当代中华民族复兴起到了重要的启蒙、奠基作用。     

论《红楼梦评论》的小说批评特征

《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的小说批评专论,也是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纲领性著作。在小说批评上,它以哲学美学作为批评基础,以中西汇融作为批评手段,以主题精神作为批评对象,以艺术自由作为批评目的,从而树立了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理论和实践范式。     

从《人间词话》的定稿看王国维文学思想成熟的轨迹

《红楼梦评论》、《人间词甲稿·序》、《文学小言十七则》、《屈子文学之精神》、《人间词乙稿·序》、《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与《人间词话》有着内在的联系,显示每一重要理论的初步提出到最后成熟的轨迹艺术理论不断产生质的飞跃。他逐渐改变简单化,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在中西文化交汇中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晚年王国维的学术转向及其对中西文化的再认识

《殷周制度论》是经史之学转向后王国维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他对中西之争视野下中国问题的独特回应。他改变了早期学无中西、古今、新旧、有用无用的观点,而主张中西之别。欧战、俄国革命等一系列事件,促使他揭示西学之弊;国内的新文化运动又使他提出“道出于二”以概括现代中国思想的困局。面对这种思想困局,王国维认为解决之道在于中国文化之回归。在这一逐渐明晰的思想行程中,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可以视为他对中西之争甚至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回应。     

近代中国“悲剧”观的引入、形成与日本影响

无论作为一种美学概念还是一种艺术类型,悲剧都是转道日本进入中国的。王国维的悲剧学说是在日本的中介作用下提出和建构的,推动和深化了悲剧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哀情小说的流行、大量悲剧作品出现在近代戏剧表演中,表明近代国人审美趣味上的重要变化和对悲剧艺术的接受和认可。日本在促进近代中国悲剧理论的传播和悲剧艺术表演形式的确立中起到了触媒性质的重要作用。     

试论20世纪前期的中国戏剧研究

中国传统戏剧的研究在20世纪前期已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这对20世纪后半叶乃至今日的研究而言都具有奠基性的意义。1908年当王国维率先开始其中国戏剧的研究时,可谓是孤家寡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等事件的发生,均有助于研究风气的形成。1930年梅兰芳访美的成功,则直接促成了30年代的研究繁荣。相继涌现的自然禀赋与学术背景各异的学术大家们,为中国戏剧的研究提供了各各不同的研究方法与路径,从而使得20世纪前期的中国戏剧学规模初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