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美学悖论：现代主义的失败，前现代的复活以及后现代的展望

如今我们知道出现了环境伦理学的一些事,这种伦理学为人们在日常生活行为中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并制止破坏生态的行为所需要的道德规范进行论证。生态伦理学的那些原则的根据,是希望在富裕而文明的城市生活和为保住地球而考虑着有所节制这两者之间达成和谐关系,即是说,在消费和节制欲望之间达成和谐关系。因此,我们眼见到作为西方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代主义的失败。那就是前现代的那种崇拜自然的怀旧情绪出现的原因。与此相当,现代美学,作为关于感性的哲学,也破产了。现在,时候到了,我们应该设想生态美学是可能的。为什么现在需要生态美学呢?其实,我们面临着现代美学本身的危机。我们的现代性过渡到了后现代时代,在这过渡的当口,产生了一些人不曾经历过的情况:直接和真东西接触难了,真东西让关于不可眼见的对象的那些铺天盖地的信息给遮蔽了;媒体和政治势力的黑手控制着人们的经验;城市化和无所不在的矫揉造作,把对于自然的感觉弄得麻木不仁;数字符号弄出来的影像和言辞,把艺术呈现搞得毫无力度。在后现代性的展望中,为了帮助美学恢复其意义这一目的,我们应该构筑生态美学。这种美学应该恰当地处理人对自然的关系、经验中的敏感性的意义,以及城市性的消费生活等问题。我们应该恢复关于我们的原初经验的思考,这种经验将使我们对美学的重要性进行重新评价。     

论现代主义影响下的台湾实验戏剧

“实验剧”是20世纪80年代台湾话剧发展的主潮。这场以“实验剧展”为中心而展开的戏剧运动,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戏剧的深刻影响,但另一方面,实验剧又继承民族戏曲传统进行艺术探索,其戏剧创新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徘徊与眺望——50至60年代台湾现代主义新诗发展状况及诗人转型择要

从现代性新诗的历史性情境入手，分析新诗创作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极为相似的社会心理背景。 现代主义成为新诗写作的时髦样式，在与本土诗人群及其创作观发生分歧的同时，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还从地缘角度，即岛国混杂性文化的角度揭示台湾新诗创作显示出的本土方面的现代性，进而探讨目前诗学研究存在的理论空隙。肯定台湾现代主义新诗有其独到敏锐眼光的同时，借助张默的理论揭示其中存在的疏漏之处。结合台湾本土诗人余光中的诗作个案说明现代新诗对台湾诗人的冲击。最后，提出小说和诗共同开发认识世界的观点。     

面对沉甸甸的成熟--罗振亚的诗歌研究综论

罗振亚是从创作走进诗歌领域的,读研帮助他从创作转向学术研究.被称之为"学术上的硬骨头"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是他的主要研究对象,这意味着他要有迎接难题挑战的勇气,更要他深厚的知识积累、现代的思想观念、灵敏的艺术感知与高超的意识鉴赏力.他以自己的勤奋与扎实攻克了这一难关,从而在学术的大地上耸立起高高的脊梁.     

当代西方的两种民族理论——兼评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nation)理论

“现代主义”与“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是当代西方有关民族和民族主义研究中的两个主要学术流派。目前已经引起我国学术界注意的安东尼·史密斯是后者的代表人物。“现代主义”民族理论对民族论述的重点在于强调民族的现代性、政治性、市民 (或公民 )性以及其缘起的西欧性。“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则注重研究民族的历史性 ,民族的族群基础及其文化特征 ,并且特别强调民族的重要历史地位和持久的生命力。两种民族理论的发生、发展及其理论对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加强对它们的研究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     

叶硬经霜绿,花肥映雪红——《他们》述评

《他们》出现在一个诗歌狂欢的季节 ,却与当时诸多的喧嚣、杂乱的社团不同。《他们》强调对诗歌的虔敬之心与严肃的创作态度 ,强调对各自的诗歌观念的尊重。以韩东和于坚为代表的《他们》诗人群 ,以自己独创性的作品和独特的艺术个性 ,在新时期诗坛显示了坚实的创作实绩。     

论西方教育管理思想的共同点及其原因

西方教育管理思想有三个共同点 ,即要尊重学生的人格 ,矫正学生的不良行为和构建系统的管理体系 ;指出教育管理者侮辱、体罚学生 ,校园吸毒及枪击案件的增加以及社会、学校和家庭教育的分离等教育现象的出现 ,是促使教育管理不同流派形成上述三个共同观点的重要原因。     

论现代主义人文思潮中的表现主义音乐

20世纪初,表现主义音乐的出现与整个现代派文艺思潮一样,是由于战争和资本主义大工业文明带来的异化感颠覆了传统经典与规则的神圣地位。其代表人物勋伯格打破传统调性系统的语法而采用无调性的表现手法,继而创造出“十二音作曲法”。这是对“不协和音”的解放,是对传统音乐观念与规则体系的超越,体现了创新是音乐不竭的生命之源。     

论孙犁与"荷花淀派"的乡土抒写

孙犁影响下形成的"荷花淀派"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跨时代"的文学流派之一.他们的乡土抒写,在即时性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中,灌注和张扬具有恒久魅力的人性与人情.其内在精神蕴涵,既有传统美德的承传,又有现代人道主义精神.在叙事形式上,承续京派乡土抒情小说传统,善于在诗化、散文化的小说中,创造清新明丽的意境,形成优美、婉约的艺术风格.这样的审美形态在其流派活跃的年代,始终处在主流话语的边缘;而在其流派沉寂的年代,却又获得了恒久的艺术魅力与影响.     

歧义纷呈的“漩涡”：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的生成与流变

1930年代,围绕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出现了两个创作群体,即“现代派”诗人和“新感觉派”作家。这两支队伍在人员构成和创作风格上多有交叉重叠。经由30年代文学场的合力构造,尤其是左翼阶级话语的反向定义,它们逐渐被典范化为与现实主义判然二分的形式主义流派,并在此后峻急的政治形势下淡出文学舞台。80年代学界以“现代派”的名义重新发掘“新感觉派”,将其追认为文学史上首个现代主义流派。至此,30年代诗歌领域的“现代派”和小说领域的“新感觉派”成员合流,形成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刘呐鸥、穆时英为核心成员的“现代派”。在新时期为这一流派清理历史浮尘和正名重建的过程中,或受制于历史遗留观念的影响,或出于意识形态站位的需要,其初始内蕴有时也可能发生位移,形成新的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