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社会转型路径的反思——以宪政和民主联结为视角

时下,宪政民主再次成为学界热议的焦点。民主从本意上讲就是人民的统治,宪政的本质是对权力进行限制,两者并非天然地结合在一起。英国通过对中世纪传承下来的宪政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使之与人民主权论相结合,实现了宪政和民主的联结,也构建了有秩序的现代政治文明;而中国近世,在理性主义的引导下,移植西方政治制度时无视英美宪政民主,推崇法国模式和纯粹的民主政治,结果将社会转型引向歧途。因此,在社会转型的今天,要警惕理性主义,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宪政和民主的联结是英国＂自发演进＂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在无＂文化亲缘性＂的国度进行制度移植具有失败的必然性,我们应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从中发展出与宪政民主功能相同的制度。     

洛克经验主义认识论中的理性主义探析——再读《人类理解论》

洛克在对认识主体能动性和从知识的确定性到人生确定性的探讨中蕴涵着丰富的理性主义因素。但是,洛克经验主义认识论中的理性主义是有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主要来自经验对认识过程的限制以及理性自身的局限性两个方面。     

尼采与温克尔曼的审美启蒙

在康德传统和前康德的莱布尼茨—沃尔夫传统之外，德国启蒙还有温克尔曼开启的审美启蒙传统。德国启蒙的审美路线因为多涉及艺术史和文学史而常被狭义上的哲学史忽视。可审美启蒙或“美育”在当下实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温克尔曼的“模仿古人”和卢梭的“返回自然”一样，是对英法启蒙传统的反思。温克尔曼不但在启蒙时代强调文化意识，还通过美化希腊塑造了现代德国的文化认同。真正继承温克尔曼的不是持实证主义立场的维拉莫维茨，而是通过重提希腊问题再次发动审美启蒙的尼采。温克尔曼的阿波罗美学以古典理性主义及其德性理想为内核，是对现代理性主义的深刻批判。尼采则从完全不同的哲学视野出发去谈论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     

工业社会与理性化

理性化是人性化的基础，人性化是理性化的目的。从发展的视角看，理性化的程度越高，人性化的可能性就越大；二者紧密相连而不能割裂。理性主义的错误在于突出强调理性化而显现了它的片面性，也因此，导致了非理性的崛起和非理性主义对人性化生活的追求。     

论维柯的诗性开端思想

从文化诗学的角度出发,揭示了维柯的诗性开端思想,认为不管是从具体的概念上,还是整体的方法上,维柯(Gambattista Vico 1668-1744)都把诗性置于理性之上,因而开启了一种由想象构成的普遍之路;在维柯的诗性思想中,想象不仅是人类个体发展的起点和形而上学的基本前提,而且也体现了人类历史文化的真正开端;这种诗性开端说把诗看成人类知识乃至文化的基本力量,揭示了人类历史和文化的真实起点,表现出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颠覆.     

走进虚无——鲁迅由自由个体到孤独个体的精神历程

由近代理性主义，经过现代非理性主义，进到马克思主义，构成鲁迅精神逻辑发展的历史全程。作为鲁迅精神历程的前半期，由近代型自由个体到现代型孤独个体，是其近代双重理想———基于近代理性觉醒的社会事功的社会理想和基于近代情感觉醒、近代人格觉醒的个人、家庭的人生理想———相继破灭的一个历史的精神苦果。假如说其人生理想的破灭使鲁迅痛切感受到封建宗法社会“吃人”的本质的话，那么，其社会理想的破灭则充分显示了近代理性主义文化思想在现代中国的客观历史命运。     

理性至上与技术异化

科技发展具有二重性 ,与发达工业文明相伴随的是人类生存环境和个人生活世界的严重危机 ,这种危机的突出表现就是人的普遍异化 ,而这种异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又表现为技术异化。技术的僭妄和技术理性主义的恶性膨胀 ,是造成人类总体性危机的文化价值观根源     

论人格权的理性主义传统

人格权的问题,实际上是人的、从而是对人的认识的问题。从罗马法到当今民法,对人的法律塑造始终受到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近代人格权概念的承认亦然。而近代以降,民法对人格权的保护,更是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两种进路的缠绕博弈。我国民法典制定中的人格权立法,首要问题是厘清对人格权的传统的认识,其次才涉及立法体例与立法技术。     

侵权法哲学基础的重构

侵权行为法内在的法精神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的,一方面,侵权法哲学基础的理论变迁给侵权法提供了很多理论复兴和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侵权法也会在具体制度中反映出这种哲学思想的诉求.近代侵权法将其具体制度建构于理性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现代侵权法理论接受经验主义哲学的渗透,实用主义法学和现实主义法学开始逐渐成为侵权法的法理基础.当代侵权法应全面表达"以人为本"的哲学倾向,将对人的终极性关怀作为其各项制度演变所预设的前提性追问.     

论李贽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

李贽是晚明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思想旗帜和一代思想文化巨人,一位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大思想家。在中国,他被诗人们赋予了犹如传说中开天辟地的盘古式的文化象征意义,也被哲人们赋予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之人”或“坐圣门第二席”的崇高历史地位。在国际上,他以一位为真理而献身的“哲学的烈士”的崇高人格形象,被称为“中国人中罕见的典例”。文章对李贽在哲学、史学、伦理学、政治经济思想、文艺思想和宗教思想诸方面所作出的理论创造作了全面的阐发,以展示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并通过李贽思想对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深远历史影响及国际影响的论述,凸显了李贽的自由精神和批判精神对于探索现代理性重建之路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