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分裂与探寻——关于残雪的精神世界

残雪的小说,往往以自我为核心对人的灵魂进行拷问。她从孤独对个体的威压、他人对自由的羁绊、现实对个体选择的限制、理性和冲动对于自我的价值等诸多层面,对人的自我意识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历史与法律之间：两类既往事实及其认定模式

历史研究与司法审判作为两种不同的人类活动,在对既往事实的认定方式上存在共性与差异。二者基于对认知既往事实的共同需求,都有意或无意的在各自领域进行着"证据-推论"的理性推理。但同时历史学者和司法实践者在事实认定过程中受到不同的身份、时间、事实范围、证明规则等因素制约,对既往事实的认定模式和具体操作过程有较大区别。对两类既往事实进行界定,可在司法事实认定的现有模式之上,提出改进的"证据-推论"事实认定推理模式,使其不但适用于按照严格法定规则进行事实认定的司法程序,也同样适用于基本进行自然推理的历史研究。通过对历史研究与司法审判的事实认定模式进行比较研究,能够了解并综合二者的优点,从而优化各自的事实认定方法,促进双方学术发展。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政府权力配置的路径优化——以制度分析为视角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我国教育发展的核心,其本质是促进公平。义务教育实现均衡发展过程中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政府权力配置是核心要素,因为市场调节无法真正实现义务教育的公益性和均衡化。政府权力配置科学合理、政府责任明晰可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才能实现。权力配置本身是一种方法论,制度分析是研究视角。中国是"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任何领域的规范调整都应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框架下进行,用制度分析的方法研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的政府权力配置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政府权力配置的路径优化进行探讨,能够为实现权力配置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供参考。     

重访法律制度主义：新旧之别与异同之辨

法律制度主义存在新旧之别,旧制度主义将作为制度的法律理解为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秩序和组织机构,新制度主义则基于制度性事实追求"规范主义的社会现实性发展",并在制度性事实的本体论、方法论多元主义以及实践理性及其局限方面取得基本共识。但其内部仍存在诸多差异:行动的形式目的理论与非正式言语行为理论;实践推理的逻辑理论与实践推理的合理性理论;制度的规范观念与制度的习惯观念;实证主义立场与和后实证主义立场。在法律制度主义百余年的学术理路、理论渊源和发展内涵上,规范主义与反规范主义得到有效调和,理论基础和内容得到发展和完善;理论自主性得到不断强化;以此为指引,当前国内的法律制度研究应更注重"经验研究的规范主义发展"。     

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三重理性向度

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既是交往行为,也是价值重塑和实践创构行为,且彰显了三个理性向度。在交往理性的向度中,党的政治建设在历史与现实的深度耦合中既回应了"历史之问"与"时代之问",又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特质。在价值理性的向度中,党的政治建设依凭其价值期待,既实现了"政治价值"与"人本价值"的辩证协调,又显扬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论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道德取向。在实践理性的向度中,党的政治建设在制度建设与具体实践中达成了辩证统一,在时代特色和理论原创的实践阐扬中得以延续与创构。     

本体性安全与作为生存理性的实践理性

由康德奠定经典内涵的实践理性总体上是与感性经验无关、“不计后果”的,因而是存在无忧的。在高度现代性时期,全球性风险带来本体性不安全和生存焦虑,使得我们必须基于生存——本质上是共生共存——呼唤一种新的实践理性,这便是本质上是存在理性的生存理性。当然,今天我们需要的生存理性是后启蒙的、完成现代性转换的生存理性,是非先验的理性,具有反思性特征,本质上是基于共在这一底线的公共理性。在意向性与外延性高度强相关的全球化时代,人类吁求基于共在的生存理性,也就意味着要求人们生活方式的再道德化。在此意义上,强调修身为本的中华传统文化有不少助益之处,康德的实践理性观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2008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基本形势与发展

2007年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房价快速飚升,也带动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大量资金流入,导致了房地产业的"圈钱"和"圈地"热,从而使房地产泡沫不断吹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及时看到房地产市场面临的风险与问题,特别是美国次按危机,更是打破房地产按揭贷款为优质资产的神话。因此,2007下半年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房地产发展模式及现状,要把房地产市场转变为一个以民生为主导的市场而不是一个投资为主导的市场。如果政府的这些政策能够一个个落实,那么2008年房地产市场价格一定会回归理性。     

马克思与哈耶克自由观之比较

马克思与哈耶克的自由观在关于人类理性、自由秩序、自由基础以及经济与政治观点等方面都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哈耶克强调有限理性,导出自生自发秩序,进而将自由界定为法治基础之上的自发性自由;马克思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充分肯定人的主观的能动性,站在自觉自由的高度,实现了自由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使自由获得了完整的内涵。     

构建理性民族主义推动中国和平发展

中国民族主义中的非理性因素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将会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危害更大,因此必须构建理性的民族主义。文章对理性民族主义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构建理性民族主义的具体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