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刑法对生态利益的保护

环境犯罪的实质是对生态利益的损害,保护生态利益是环境刑法的根本目的。我国现行环境刑法更多的是关注人身和财产利益,对生态利益有所忽略,在生态系统的保护上存在明显缺陷。要发挥刑法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就应以生态利益为标准来完善现行刑法,将生态利益的损害作为环境犯罪的基本构成要件,在罪状的表述上体现生态利益的要求。     

论《源氏物语》与狂言绮语观的关联

产生于日本思想史与文学史上狂言绮语观盛行时期的《源氏物语》,深受中国文学,尤其是<白氏文集>的影响.紫式部的物语论与白居易的狂言绮语观有着难以割离的渊源关系,两者都针对文学被指斥为"妄言"或"虚言"的压力,极力为文学"真"的意义及文学的特殊价值辩护,从而维护文学创作行为的正当性.围绕《源氏物语》而展开的关于"紫式部堕地狱说"与"紫式部观音化身说"的论争,是狂言绮语观同一种构思的两个极端.从某种角度上说,狂言绮语观的受容史与《源氏物语》的批评史互为表里,从而对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狂言绮语"源流考

自日本康保元年(964)起,"狂言绮语观"逐渐成为平安中晚期的重要文艺思潮,进而发展成为中世文艺思潮的主流,在近世和近代也有过不可忽视的影响."狂言绮语观"源于中国唐代诗人自居易的《苏州南禅院白氏文集记》(839)和《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记》(840).在这里,白居易在反省自己那些有违于儒教传统和佛教戒律的"狂言绮语"的同时,又以"世俗文字之业"和"狂言绮语之过"可转为"赞佛乘之因,转法轮之缘"的本愿,肯定了"狂言绮语"的存在价值."狂言绮语"作为一种文学艺术的风格,盛行于中国唐代中晚期.以纵情声色为表象的唐代新风尚的形成,将一种推到极致的"自然"作为人生最高理想的南宗禅的盛行,提倡"以染为净"和"大染欲"的密宗的兴起,可被视作"狂言绮语"的源头.     

犯罪观的“交锋”:“刑事和解”与传统犯罪理论

“刑事和解”的出现显示了对犯罪的另一种理解可能。以传统犯罪理论为背景,以比较分析为基本路径,可以全面展现两种犯罪知识与理念的“交锋”。从宏观角度看,两者对犯罪的不同理解根源于观察路径和方法论立场的重大分歧 :传统理论着眼于“远距离观察模式”,形成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犯罪观;而和解理论则立基于“近距离观察模式”,发展出“被害人中心主义”的犯罪观。在这样的逻辑脉络下,两者在社会危害性理论、刑事法律关系及被害人同意等问题域中,产生出辐射性的对峙与紧张。作为某种反思性的维度,“刑事和解”在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中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为重新估价和改进传统犯罪理论提供了重要契机。     

人性的被缚与抗争——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红字》

霍桑的《红字》在诞生一个世纪后,进入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野。这一视角的分析指出,以宗教为代表的父权制对人性残酷的压抑不但造成了诸多如海斯特这类女性命运的悲剧,也扭曲了男性生命状态,而回归自然、人性,于母性中汲取力量,是摆脱异化、重获生命和谐的希望与路径。     

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构建

通过对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的反省,探讨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问题。认为水污染事件背后是分处松花江上下游的吉林和黑龙江两省之间基于“相互性”而长期存在的利益冲突,构建流域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是化解矛盾的主要方法。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框架包括补偿主体与受偿主体、补偿资金的筹集、流域生态补偿管理机构以及补偿资金的支付等内容。     

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

从外语教学不应只注重语言形式 ,而更应注重语言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出发 ,通过强调外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学相结合的重要性 ,论述了几种在教学过程中结合跨文化教育的方法 ,及学习外语时对待外来文化的正确态度。     

荀子的生态观及其对解决现代环境危机的启示

从对自然界的态度、自然与人的关系、人的能动性三个方面,运用现代生态学的观点对荀子的生态观进行现代诠释,指出荀子的生态观对解决现代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于环境伦理学定位的思考

当代环境伦理学家为人类保护环境确立了不同的伦理定位即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本文认为环境保护应该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人是最终目的,只有这样才能为环境保护提供伦理基础。     

略论钱锺书的以诗解《诗》

钱锺书《管锥编》读《毛诗正义》,是别具一格的以诗解《诗》的典范之作。本文主要探讨了钱锺书先生尊旧解而出新意的研究手段、设身诗境探幽发微和多诗合观及平行研究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