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演变的生态学逻辑及人口增长的长期趋势

人口增长的长期过程一直是充满困惑与引发争论的话题,将人类复归到生态系统的普通成员,按照生态学逻辑构建一个由替代生育率内生引导、人口容量外生制约的人口增长新模型,以代替用具体社会经济因子解释短周期人口变动的传统思路,探讨生育率转变的一般模式及人口发展的长期趋势。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人口已经或正在经历着第一次、第二次生育率转变,全球生育率演变可以聚类为欧美、亚非拉、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亚四种区域模式;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在短短的三十年内完整经历了两次生育率转变。极限替代生育率是生育率演变的长期目标,但当前已有一些国家跌破更替水平,这也许会成为各个国家的普遍经历,预示着人口容量约束的日益显性化;世界及主要国家的人口规模正在日益逼近其容量极限,并会在惯性驱动下突破容量限制,达到峰值后再以负增长方式趋近人口容量,同期的生育率也将向极限替代生育率递增复归。按趋势模拟世界和中国的可持续人口容量分别约为65亿人和12亿人。研究设计出测量人口增长惯性的新指标——人口增长惯性系数,它是生育率与实时替代生育率之比或出生率与死亡率之比,相比常用的人口惯性因子更为简便易行。     

人力资本、生育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

本文借鉴内生增长理论的相关文献,并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试图将人力资本、生育率以及二者的互动影响作为观察和分析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变量。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地区的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积累率所导致的马尔萨斯稳态,是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根本原因;而城市部门已进入低生育率、高人力资本存量和积累率共同推动的持续增长均衡阶段。城乡收入差距调节政策的主要着眼点,应是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和降低其生育率。城乡教育结构调整可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首选政策,同时以城市化推进政策相配套。     

低生育率：怀疑、再调查与重复验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率究竟有多高始终争论不休。文章通过梳理1990—2020年间关于生育率的统计资料与研究成果,呈现出我国“生育率高低之争”的历史进程。研究结果表明：长期以来,我国的生育统计与研究步入了“生育率调查陷阱”：一方面,各种人口调查结果均证明了“很低”生育率的事实;另一方面,官方与研究者对此却始终怀疑,并归因为出生漏报所致。“生育率调查陷阱”是人口调查的局限性、生育研究的主观性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生育率调查陷阱”导致了生育政策变革延误、规划失灵等诸多负面影响,其中的经验教训亟待重视和反思。     

农户家庭生育水平变动趋势及原因解析——基于甘肃省1683个家庭的社会调查

本文基于2017年甘肃省农户调研数据,剖析了人口生育水平变动趋势,运用泊松回归探究生育率不断下降的原因.结果显示,实际总和生育率为1.65,1997—2017年间,生育率持续下降,育龄妇女规模不断缩小,生育年龄后延,种种迹象表明,生育率存在继续下行的可能,少生优育成为生育的主流趋势;收入水平显著负向作用于生育率;妇女自身的素质水平、家庭负担均对生育率存在显著影响.在农村人口结构转变和社会经济转型叠加的大背景下,本文为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对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准确性的估计

文章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汇总资料,利用人口分析技术和与历史数据、行政记录资料比较等方法,从人口的年龄、性别、生育、死亡、总规模、教育以及长表的代表性等多方面对六普的主要数据结果进行深入地分析,对普查数据的准确性进行客观地评估。结果表明,2010年普查登记的分年龄数据准确性差异较大,0～9岁低年龄人口存在漏报,20～45岁人口有重有漏,其余年龄组完整性较高;分性别数据与历史数据的一致性较好;妇女生育水平明显偏低;死亡人口数据漏报较为严重;分教育数据与教育部门的行政记录吻合度较高;长表的主要数据结构代表性较好。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2010年人口普查总人口的漏登率大幅降低,普查的总体质量明显提高。     

2000-2010年中国育龄妇女生育完成度变化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不论在社会活动领域还是家庭领域的地位都有了质的变化。妇女可以参与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娱乐等活动,有的妇女在家庭领域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丈夫。尽管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了,但与男性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有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和生育水平呈负相关,尤其是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影响更显著。由于教育的影响,妇女的生育水平和生育时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章利用最近两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研究育龄妇女的生育年龄的完成度变化情况,并对中国目前TFR很低的现象做了解释,据此推断中国在未来几年的时间,总和生育率会在一定程度上呈上升的变化趋势,但不可能在短期内回升到更替水平。     

中国人口发展:现状、趋势与思考

中国正处在超低生育率早已形成、人口增长接近尾声、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人口迁移流动更加活跃、城市化快速发展、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位回落与婚姻挤压效果加速显现时期,中国未来人口发展将进入持续超低生育率、人口即将负增长、劳动力短缺将愈演愈烈、社保基金亏空将迅速扩大、城市扩张与城市收缩并存、人口对资源环境压力将持续减轻与计生机构迅速弱化乃至消失的新阶段。转变人口发展理念、调整生育政策、变革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是中国人口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伦理冲突及其应对

低生育率是当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文章以人口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及形成的伦理原因、应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人口责任伦理构建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文章认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主要表现为个体生育价值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女性家庭照料与就业和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家庭生育抚幼与养老资源分配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三个方面。中国低生育率的伦理原因主要表现为：政策惯性驱动下的晚婚晚育和“只生一个好”生育观念的固化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女性地位提高和就业率提高后的“双重角色”对女性生育意愿形成挤压,家庭抚幼养老功能弱化降低了生育的内在动力。构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应对策略需要多管齐下,尤其要加强新时代人口责任伦理建设：一是重塑青年婚育责任伦理,提高人们对婚育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二是重构家庭生育责任伦理,倡导和鼓励家庭成员分担生育、养育、教育责任;三是重建关爱女性责任伦理,以尊重女性和关爱女性为价值导向,以尊重女性生育权利、保障女性经济权益为目标,努力营造尊重女性道德人格和生育权利的社会文化...     

儿童津贴能否有效刺激日本的生育率？

国际上,一些国家正面临着生育率极低的问题,日本就是其中的一员。日本政府最应该重视生育率问题,因为日本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老龄化。根据联合国2009年发布的数据,预测到2050年,日本人口的依赖率（14岁以下儿童及65岁以上老人的数量之和与其余人口数量的比值）可能会增长到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