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转变的经济效应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性的影响

文章使用中国分省资料,对人口因素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与其他跨国的经验研究类似,文章对中国分省资料的实证分析表明,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动态的。出生率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小;新增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则越发明显。从维持经济持续增长源泉的角度出发,使人口政策实现动态调整已经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中国生育率转变的因素分析

阐述了中国生育率由传统的高出生率向近代的低出生率转变的原因,利用邦加兹生育率模式和多元回归分析分别对生育率转变的避孕、人工流产等生物人口学因素,以及都市人口比率、计划生育率等社会经济的因素进行了论述。     

从全球人口百年(1950～2050)审视我国人口国策的抉择

基于“人口众多”这一基本国情,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前后采取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对于这一政策应科学、全面地衡量其利害得失。文章利用全球人口资料和我国历次人口普查及人口预测资料,从人口规模、结构的发展变化作实证研究。最终认为,我国的人口国策是利大于弊。     

思考"农民荒"

一个人口大国、一个农业大国出现了"劳力荒"、"农民荒",这是一个重大的国情变化.本文从数量、意愿和选择三个角度来考察农业劳动者供给危机.认为我国已经陷入"超低生育率的困境".农民打工文化的产生有进步意义,也提出巨大挑战.从选择看,"农民荒"现象背后存在着两种短缺,即流转式短缺和逃离式短缺.最后提出,一要深化和推动农民的就地转移、人口集聚和就地城镇化,探索"全域城镇化,有限市民化";二要通过农业的转型推动农民的转变,提升农业产业发展的自豪感和归属感.跳出传统的三农框架来解决三农问题,再造乡土中国.     

当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发生冲突：计划生育与宗族网络

中国宗族制度的核心是祖宗崇拜和传宗接代的香火观念。这种传统的文化规范与当前计划生育政策发生直接冲突。一方面,强大的国家机器毫不妥协地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面,复兴的宗族网络支撑着古老的香火观念。虽然计划生育的严格推行大幅度地降低了生育率,但本文所分析的村级数据却发现宗族关系越强的村庄,其生育率越高,从而揭示了非正式规范是如何通过社会网络软化刚性的正式制度的。     

中国总和生育率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的构建

文章对近50年来我国总和生育率数据展开分析,并用1965~2004年的数据建立了一个自回归分布滞后(ADL)模型,该模型真实地刻画了我国总和生育率的趋势变化,但预测值偏低。为了使预测值能反映我国真实的生育水平,文章使用抽样及普查中漏报的人口出生数对模型进行了改进,运用改进的模型对总和生育率进行了重新计算。计算结果显示,1990年代后期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6~1.8之间,2000年后总和生育率在1.28~1.66之间。改进后的模型不但重构了我国近年来的总和生育率,而且为总和生育率的预测提供了理论依据。     

灾难事件对生育率的影响：历史经验与现实思考

纵观人类历史,任何一次重大灾难事件都会导致生育率波动变化。灾难事件周期与生育率变动的一般规律为:生育率在灾难事件发生短期内会受挫下降,灾难事件恢复中期内回升反弹,灾后长周期内则回归灾难事件前的变动大趋势。从外在因素的影响看,灾难事件范围越广,波及人口越多且致死率越高,生育率波动越剧烈,疫情和与环境有关的灾难事件可能会对生育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从内在因素的影响看,灾害发生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与家庭经济能力、人口年龄结构以及政府的应对能力等会影响生育率波动幅度,但不会改变波动方向。通过影响机制分析,初步观察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生育率下降是高死亡数量带来的心理冲击、经济衰退、停工停产以及对未来生活预期不明朗和信心减弱综合作用的结果。     

社会流动机制的转变对农村生育率的影响

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农民的社会流动机制发生了变迁。社会流动机制的转变必然导致经济、社会诸多变量的变动,而经济和社会变量的变化又影响着生育行为。本文从宏观层面探讨了社会流动机制的变迁对农村生育率的影响。     

基于调研数据的总和生育率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来自湖北鄂州、黄石、仙桃的调查数据

文章基于5490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数据对湖北省总和生育率（TFR）进行分析。结论表明,自1985年以来年龄别生育率下降主要原因是计生政策严格控制生育数量,而非生育行为的推迟。TFR呈现先快速下降后缓慢上升的趋势,其变化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无关。与政策生育率变化有关。通过对湖北省总出生人数进行估算和分析,结论表明1985—2008年总和生育率对总出生人数的影响程度要大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的影响;外推预测表明2009～2014年出生人数趋势稳定,2015年以后呈下降趋势。利用Logit模型对实际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为：受访者文化程度、户口性质、出生年代、工作状态、丈夫工作状态、放宽的计生政策和奖励少生的计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