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从无”的伦理维度

“疑罪“就是司法机关怀疑行为人有罪,但没有确凿的证据来定罪的一种不确定状态。“疑罪从无“意味着不能够确证的罪为无罪,决不冤枉任何无辜的公民。“疑罪从无“表明现代法律维护公民权利、保证公民自由和尊重公民人格的伦理维度,是“以人为本“理念在法律上的体现。     

辩诉交易制度探源及其他 --以美国为例

辩诉交易制度是一种十分"奇怪而有趣"的刑事司法制度,非常类似于民事诉讼中的和解制度.百余年来,这一制度相继为一些国家所奉行,解决了几近90%以上的刑事案件.但由于它常常以"出卖正义"的形式来换取效率,因而也遭致了公众极大非议.尽管如此,这一"经常产生某些争议的惯例"至今仍在一些国家盛行不衰,它"不仅极大地减轻了公诉人的负担,而且对于被指控者来说也是十分有利的".本文认为,这一制度的产生不仅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历史必然性和合理的成份,而且从现实的运行效果来看,也是相当明显的.因此,若能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则是完全可以借用来为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与实践服务的.     

从"疑罪从有"到"疑罪从无"看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人权保障进程

对疑罪的处理是刑事司法中的难题.新中国刑事司法对疑罪的处理,经历了从"疑罪从有"到"疑罪从无"的历程,由此折射出我国刑事司法的价值取向从注重社会保护功能到社会保护功能与人权保障功能并重的转变,从而说明我国的人权保障迈上了法制文明的轨道.     

疑罪赔偿实现正义的困境

疑罪案件是存在罪案事实,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案处于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状态,在法律上被推定为无罪人的案件。一般表现为撤销案件、不起诉、无罪判决、疑罪从挂等情况。疑罪案件赔与不赔,处于两难,可能还与责任追究挂钩,因此,在我国一直饱受争议。我国的国家赔偿法适用违法与结果的多元归责,实行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赔偿程序,"疑罪从挂"也可获得赔偿,我国正在形成提高侦办质量的倒逼机制。但疑罪案件不可避免,要减少它难,判无罪者则易。疑罪赔偿实现正义具有悖论,其机制是否适度,还需接受实践检验。     

“疑罪从无”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研究

轰动一时的张氏叔侄案再次凸显和暴露在司法领域非常集中的种种问题,作为刑事领域的极其重要的原则——"疑罪从无",也与该案存在重大关联。可以说,在该案中,"疑罪从无"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亦有所表现。文章以张氏叔侄案为切入点,对"疑罪从无"的历史渊源以及深刻内涵作出深入的分析解读,研究"疑罪从无"在中国司法实践领域相关问题的内在成因,并探索有关对策。     

我国侦查终结程序之立法缺陷及完善--兼论"疑罪从无"原则在侦查阶段的贯彻

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对于侦查终结的条件和处理方式的规定存在缺陷,即对那些经过反复侦查,仍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难以做出判断的“疑案”,该如何处理,法律没有作出规定。立法者应将“疑罪从无”原则贯彻于刑事侦查阶段,并进而对侦查阶段“疑案”认定标准及撤销案件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进行规定,以完善侦查终结程序,弥补这一法律盲点。     

论疑罪从无处理权的虚悬现象及其防控机制

疑罪从无处理权的虚悬现象主要表现为侦查机关不能行使疑罪从无处理权;审查起诉机关不愿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审判机关不敢轻易作出证据不足无罪判决等。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侦查阶段疑罪从无处理权的立法定位不够明确;审查起诉阶段疑罪从无处理权运行机制不够合理;审判阶段疑罪从无处理权的保障机制不够完善。鉴于此,应明确赋予侦查机关在程序意义上的疑罪从无处理权,有效实现存疑不起诉决定过程的多重功能,依法增设证据不足无罪判决的前置程序,并健全疑罪从无处理权实现的保障机制。     

浅析疑罪从无原则及其适用疑罪

“疑罪从无”又称“无罪推定”，它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其最本质的要求是：在审判中如果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就应认定其无罪。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有时由于主、客观原因，往往对有些案件的事实未能查得水落石出，出现了疑难案件。对于这类案件应当如何处理，不同的诉讼制度做法不一。本文通过对疑罪从无原则理论上的探讨，以及如何在司法实践应用该原则的论述，揭示疑罪从无原则的理念，重点探讨疑罪从无原则的意义，提高司法人员运用该原则的能力，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疑罪从无"原则的证据学之维

“疑罪从无”以人权维护理念为价值导向 ,从证据学维度 ,其本质是一项刑事证据规则。“疑罪从无”原则从宏观上表征一种“以人权为本”理念的刑事证明责任 ,同时 ,它在刑事证明活动的技术层面上 ,也面临一个证明标准的确定问题。只有从程序的角度来审视“疑罪从无”原则的运作和“疑罪”的界定 ,以程序为依托 ,以证据为依据 ,才能引导法官“疑罪”心证的合理形成并导演一个“看得见的正义”的过程 ,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提供宏观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