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北自然灾客与人口变迁——自然灾害与近代西北社会研究

以往关于人口历史的研究,多注重战争等人为因素对人口下降造成的直接影响,而忽视了天灾在人口的变化中起到的作用.综现西北近代百年历史,自然灾害给西北地区带来的第一恶果即严重的人口问题,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和迁徒.研究西北自然灾害与人口问题的关系是透视西北近代社会的重要窗口,为我们了解西北近代吏提供了重要视角.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死亡观及其现代意义

死亡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的死亡观是入世的、积极的,它主张通过立功、立德来超越死亡。道家的死亡观是出世的、飘逸的,它主张顺应天理和自然之道,既不悦生,也不恶死。佛教的死亡观是抑我的、消极的,它主张战胜自己肉体的欲望来享受来世的快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死亡观具有伦理化、政治化、神秘化的特征,对现代人善待人生有启发意义。     

屈原人格境界终极指向考察

屈原的忧患、孤独及以对死亡的坚定选择彰显了诗人鲜明的文化个性.屈原因忧患而孤独,因孤独至极且理想破灭最终以死殉国,是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导致屈原最后选择自沉.他的死亡并非对内体生命的简单否定,而是其人格境界的终极指向;他的自沉殉节是建立在长期的人格修养基础之上的一种坚定选择,这种坚定选择是儒家"内圣外王"、道家"无待而游"人格境界的双重体现.     

论莫言《红高粱》的死亡叙述

莫言小说中的死亡叙述呈现出独特的景观。在他的作品中,死亡是作为生命欲望的对照物而呈现的,死亡是生命的一种承诺方式,表达出的是对生命的尊重与喜悦,那些“美丽而庄严的死亡”启导读者领悟死亡的另一重意味。莫言的代表作《红高粱》有着死亡叙述向死悦生的独特品格。     

成长·性爱·死亡──《夏天的禁忌》与《挪威的森林》的互文性

"互文性"(Intertexuality),也有人翻译成"文本间性""文本互涉关系"等.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概念,"互文性"诞生于1960年代,"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1].     

现代性认同危机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病人形象

现代性为20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发生、发展的参照体系和逻辑体系.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众多病人形象大都以现代性认同危机为病根.市场经济是现代性的重要组成元素,它的运行规则是经济理性,而经济理性的泛化导致现代人道德理性的严重弱化、信仰危机和认同危机的发生.信仰危机和认同危机的重要结果就是社会病态和病态之人的出现.由此,现代性认同危机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中病人形象的重要内涵.     

人类安全：一种政策框架的基本要素

人类安全的本体论 人类灭绝的风险是100％,您和我将会死亡的风险也是100％。存与灭、生与死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绝对事实。生存与生活只是稍纵即逝的机会,而灭绝与死亡则是我们永恒的宿命。     

论20世纪中国新诗死亡想象中的"历史信仰"

"历史信仰"是中国现当代诗歌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主题模式。本文选择中国现当代诗歌中表现与书写死亡想象的代表性文本,主要从阶级意识、民族意识、人道主义思想及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想象的阐释角度,对于新诗死亡想象中"历史信仰"("时间信仰")的丰富内涵作出有效的阐释与分析。     

晚清东北旗人的婚姻与死亡风险关系探析——基于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双城)

婚姻与死亡风险的关系是人类社会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使用中国双城多世代人口数据库,运用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技术考察了晚清(1866-1913年)东北双城旗人移民社会中的婚姻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不同婚姻状态的死亡风险存在显著差别,未婚、丧偶和再婚等婚姻状态的死亡风险要高于初婚人口;不同婚姻行为对死亡风险存在不同影响,结婚降低死亡风险,丧偶提高死亡风险。研究验证了婚姻对个体健康的保护机制及其时期效应,表明了家庭和社会因素对于婚姻与死亡风险关系存在重要影响。     

中国老年人虚弱指数与死亡风险及队列差异

利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 CLHLS ）2002－2011年跟踪调查数据,通过多种健康指标构建中国老年人虚弱指数,运用增长曲线模型和Cox等比例风险函数的研究方法,对中国老年人虚弱指数和死亡风险及其队列差异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女性虚弱指数比男性高,增长速度也比男性快,但是死亡风险比男性低;出生较晚的队列与出生早的队列相比,虚弱指数会更高,他们的增长程度更快;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虚弱指数低,但是其增长速度却比受教育程度低的老年人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