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简的“知止”工夫诠释

“知止”及围绕该概念形成的一系列范畴，构成了宋代心学代表学者杨简工夫诠释的重要内容。“知止”工夫包含了“本心”至善的先验性、自发自止的主体性以及心意合一的顺向性诸层面。人人皆具有正直向善的、本静本止的“本心”,只需充分发挥“本心”的能动性与独立性，则体虽常寂而思虑酬酢应用无穷，这便是杨简所追求的、寂感合一的“知止”工夫。杨氏希望以此消除“意”对心体的拘执，以无思无为之“止”实现道德主体之超越，并将其落实到孝悌慈爱的日常践履之中。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现状分析——基于CNKI(2003-2021)数据

文化创意产业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和国家软实力竞争的重要手段，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可以为其今后发展提供参考。本文对中国知网（CNKI）期刊文献数据库中2003-2021年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和数据解读，以研究现状、研究力量、研究主题、研究热点等几个角度进行文献计量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研究主要从内容研究、产业研究和区域研究三个方面展开，其文献数量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形成了以北京为主要引领、以上海为核心网络的发展模式，并且各研究机构以及研究者之间的跨区合作较少。     

湛若水心学视域下的易学观

湛若水哲学体系的构建与易学密切相关。在阐释心学思想时，湛若水借鉴《周易》经传的思想，创造性诠释了《系辞》、乾卦、复卦，构建一套以“知几”为核心的修养工夫论。“心之体即是易体，心之几即是爻变”为湛氏易学思想的总纲，该理念高度概括了心与易通一不二的关系，积极推动了明代中晚期心学易思潮的发展。     

道与学——孟子圣道传承论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传道”之义，肇端自孔子，孟子据此提出了自己的圣道传承论。此圣道传承，包括“道”“学”两面的统一。在传道的谱系中，“闻而知之”的圣人，以内在性的倾听独知天道，凸显了“道”的超越性意义；“见而知之”的贤人，将圣人得自于天的创作落实为制度典常，凸显了“道”的实践品格。此“道”既有理性人文义的开显，亦保有个体证会独知的超越性意义，而不陷于非理性的神秘主义。孟子自觉担当圣道之传，其“学”的一面，乃由子思、曾子而上溯宗本于孔子，表现了一种强烈的学术新统建构的意识和自觉。孟子继孔子集“圣”“学”为一体之学统建构，不仅是“学”的接续，更是一种道义的担当。“道”落实于“学”,乃以一种名言逻辑和理性自觉的方式十字打开，引领社会的精神生活，展开为一种可大可久的活的文化传统。孟子的圣道传承思想，对中国思想学术的当代建构，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特征、时代价值与弘扬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并概括了伟大建党精神，即"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伟大建党精神孕育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伟大斗争，源自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的伟大实践，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初心使命、政治品格，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源头的最新概括和提炼，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的精神原点和思想基点。伟大建党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表现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求真精神、"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践行精神、"不畏牺牲、勇于斗争"的斗争精神、"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无私精神。伟大建党精神具有先进性、实践性、革命性、政治性等鲜明特征。伟大建党精神对真理的追求与理想的坚守，表现持续的先进性；伟大建党精神在实践中产生并在实践中发展，体现鲜明的实践性；伟大建党精神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彰显彻底的革命性；伟大建党精神旗帜鲜明讲政治，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体现突出的政治性。伟大建党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是新时代育人的精神武器、强党的精神之源、强国的精神动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发展阶段，伟大建党精神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理论与理想之真、初心与使命之善、品格与德性之美，是新时代育人的精神武器；伟大建党精神让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不变质、永不变色、永不变味，是强党的精神之源；伟大建党精神为救国、兴国、富国提供精神支撑，是强国的精神动力。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应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为立足点，从认知上坚定理想信念；以"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为连接点，从情感上促进爱党爱民；以"不畏牺牲、勇于斗争"为着力点，从意志上锤炼风骨品质；以"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为落脚点，从行动上强化使命担当；知、情、意、行协同发力，真正实现伟大建党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本刊致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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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领域“知假买假”问题再讨论

“知假买假”行为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是近年来学界争议颇多的话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对“消费者”概念的描述不应否认食品安全领域“知假买假”者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主体地位。《食品安全法》应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特别法，因此在食品安全相关案件中，应当适用《食品安全法》和《食品药品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惩罚性赔偿应以“明知”为前提，且不能将损害作为构成要件，“知假买假”者既有通过索赔以营利的一面，也有监督食品安全以保障公益的一面。因此，彻底取消和打压“知假买假”者的“一刀切”行为并不合理。“知假买假”者在正确的制度设计与法律规制下，可以依法有序地开展维权和监督，达成政府监管—社会共治的良性运行体制。     

从“Vernehmen”到“觉知”的多重语际翻译：论海德格尔存在论诠释学对形而上学先验意义的解构

在西方诠释学的发展逻辑上，形而上学传统作为对世界本源的意义统摄，为现象界及其道德秩序的构成设定了先验的终极意义。海德格尔存在论诠释学所拒斥的标靶，是对源发于巴门尼德“ε?ναι”（Sein/存在）的先验意义给予解构。在《存在与时间》之后，海德格尔于《同一与差异》中的多篇文章进一步论述了他的存在论诠释学思想，以深化地讨论“Sein”与“Dasein”（此在）照面意义所界分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海德格尔在翻译巴门尼德那句著名的古希腊文箴言时，把其中的“νοε?ν”德译为“Vernehmen”，并以“Denken”-“思想（思）”作为同位语给予意义的限定性解释，以充分求证了“νοε?ν”“Vernehmen”“Denken”这三个概念在意义上的同一性。国内学者又把“Vernehmen”汉译为“觉知”，而“觉知”则是一个来自佛经《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翻译的汉语译入语概念。事实上，“Vernehmen”与“觉知”是两个不同的文化荷载词，后者对前者的翻译是译者在自觉的误译中呈现出意义改写的创造性。需要提醒文学阐释学研究者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存在论诠释学所照面的对象，是本体界与现象界之间具有同一性或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