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岸海域环境污染成因与管理对策

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沿海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近岸海域环境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防止污染进一步恶化迫在眉睫。人们急功近利、粗放经营,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是导致我国近岸海域环境污染的根本原因。此外,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制不完善、海洋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不健全、涉海管理部门工作不协调,执行不得力、公众海洋环境保护参与意识淡薄等也是重要原因。制止我国近岸海域环境污染,应当尽快制定和修改与《海洋环境保护法》配套的行政法规、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健全海洋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引入全球海洋环境治理手段、加强海洋环境保护机构配合与执法力度、全面履行海洋环境保护国际条约义务等。     

谨防我国外资企业税收漏洞

一、外资企业避税严重并且手段繁多 所谓避税是指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和税负最低化,研究各国税收法律之间的差异,策划个人或集团内部财务节税计划,以规避税收.虽然说避税违反了税收立法意图,有悖于政府的税收政策导向,不仅会使国家税基受损,导致税款流失,减少财政收入,而且会影响资本的正常流动,破坏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但因其并不违法,法律上存在合理避税之说.正因如此,很多外资企业采取各种花招,以达到其避税之目的.     

破坏、革命与立宪——再论梁启超的革命思想(1898—1903)

一般认为，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的思想趋于激烈，甚至一度热衷于鼓吹破坏与革命。但他笔下的革命与革命派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不可同日而语。在梁启超的思想体系中，无论破坏还是革命，都只是其实现立宪政治的手段。流亡日本之初，他明确反对革命，主张寻求列强支持，走“尊王复辟”之路；而后，随着对国民重要性的发现，梁启超毅然提出依靠国民实现国家独立的救亡之路，卢梭的“民约论”遂成为其进行思想“革命”的武器，这与革命派呼吁的暴力革命截然不同；庚子事变后，梁启超已清楚看到清廷不可能洞察大势、让权于民，故而疾呼武力破坏与革命。但他呼吁破坏、革命，意在制造革命舆论，以此倒逼清政府立宪，正所谓以“革命”促“立宪”;游美归来，梁启超弃言革命、告别共和，首要原因正是觉察到，革命形势的发展已背离了其以“革命”促“立宪”的初衷。而贯穿梁启超畏惧——疾呼——弃言革命过程的思想主线，正是他对立宪政治的不变追求。     

作为创新手段的艺术破坏：基于物质性与事件性的考察

艺术破坏现象的出现，提示现代艺术格局的形成与破坏行为之间可能存在更为内在的关联和结构性作用。究其根源，在破坏行为对艺术品物质形态的改变背后，体现出“创新”与“破坏”之间的二元辩证关系——“创新”与“破坏”既有一系列与技术条件相对应的物质基础，同时在运行机制的生成展开上共同依托一种“事件化”的进程。“创新”与“破坏”的张力在艺术追逐新异性的趋势中不断放大，助推了艺术语境化、事件化的历史走向。     

冰碛体三维细观结构随机重构及大型三轴试验离散元模拟研究

基于凸多面体顶点和面之间的拓扑关系，利用python语言编制三维随机块石生成程序，对生成的块石填充土体进而形成冰碛体数值模型。采用块体离散元程序对不同冰碛体试样进行了大型三轴试验模拟，研究了空间分布、围压大小和块石含量对冰碛体力学特性及变形破坏的影响。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在三轴加载下，冰碛体试样发生剪胀现象，破坏后的剪切带表现出一定的绕石现象，形态上呈非对称的X形分布且受块石含量、空间分布、围压大小共同影响。冰碛体强度随着围压的增大而增大，侧面鼓胀随围压增大而减小，当围压大于800 kPa时，冰碛体在破坏后表现出应变硬化；随着含石量由5%增至35%,冰碛体黏聚力提高了68.21 kPa,内摩擦角提高了8.63°,内部块石分布造成的强度差异由0.03%增长到7%。其中含石量15%～30%阶段，抗剪强度参数急剧增大，块石对土颗粒约束增强，冰碛体由“块石悬浮”转变为“土石密实”,其余阶段黏聚力和内摩擦角缓慢增大。     

学术生态环境研究及治理设计——以科研评价和项目自动评价为例

以科研评价和项目自动评价为基础，研究和治理学术生态环境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综合运用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AI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研究学术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得出其根源在于非学术共同体冗员的隐型入侵、无效的学术、秩序的破坏（数字道德的缺失、人的价值和信任系统的破坏）、知识壁垒。提出学术生态环境、“新中产阶层”定义，以及通过项目自动评价智能平台构建和社会职能设计、学术建制重塑，利用项目自动评价进行学术生态环境治理。     

人工智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与机制识别——基于中国“机器换人”的实证检验

基于创造性破坏理论框架，本文主要探讨人工智能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效果及劳动力市场传导机制，并结合2012—2019年国际机器人联盟的工业机器人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有效促进了我国东部、中部及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对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其中在劳动力稀缺且资本要素较丰裕的东部地区，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提升作用更为凸显。机制检验分析发现，在东部地区，人工智能通过提升劳动力生产率、优化劳动力就业结构，促使地区向“创新驱动、内需拉动”转型；在中部地区，人工智能促使劳动生产率提升及劳动力向生活性服务业转移，但并未实现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同步提升；在东北地区，人工智能改善地区劳动生产率，但就业产业结构效应不显著，且劳动力外流等因素引发工资水平下降问题，抑制了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由此，各地区应立足自身比较优势，在人工智能领域因地制宜、因地施策，实现不同地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合理分工与深度协作，共同打造国内大循环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