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延安时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在是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较为自由的学术氛围下进行的。当时学者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采用了丰富多样的历史研究手段,在立足史料,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从理论高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其研究成果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由于过分强调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因而其科学性便受到损害,甚至在个别问题上出现了非历史主义的倾向。     

厉以宁：以我之智慧，为国家发展频添力

在2008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就现阶段我国物价高涨、股市震荡、楼市拐点和奥运后经济等话题发表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再次吸引了人们关注的目光。作为一位年届八旬的经济学家，厉以宁以敢想敢说、观点犀利著称，也曾遭到社会上的种种非议。但他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学家挨骂是在所难免的。但经济学家要秉持崇高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以毕生的智慧和精力，为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富裕作贡献。”     

盘点“80后”难忘的童星

抗日战争时期的白洋淀地区，张嘎亲眼看到奶奶被日寇杀害，八路军侦察连长老钟叔被抓走。他要为奶奶报仇，救出老钟叔，就此加入游击队，开始了紧张而不乏味的战斗生活……小兵张嘎几乎是那个年代儿童英雄的样板了。他淘气还有点蛮劲，他会用假手枪顶着罗金保的后腰，     

论乾隆时期伊犁哈萨克贸易的几个问题

本文依据清代满文档案资料,着重对清代新疆官方垄断的民族贸易——伊犁哈萨克贸易的起因、经过、发展、特点及每年实际的贸易成交额等问题,作了分析研讨。     

转型期农村家庭冲突原因与对策分析

社会转型迫使家庭必须同时进行转型。但家庭作为一种制度有其稳定性与制度惯性和惰性,因而急剧的社会转型必然造成家庭的内部冲突。转型期引起农村家庭冲突的具体原因有社会转型引发的农村家庭失范,农村家庭成员在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和家庭角色转型的过渡性。因而对农村家庭冲突的对策应是着眼长期效应的社会政策、社会工作和社会进步并举。     

童年的回忆

我叫赵存仁,1929年出生在河北迁西的一个农民家庭。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村里担任儿童团长,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送信,以及侦察敌情等。我们全家老小都痛恨日本鬼子,积极参加抗日,至今回忆起来,往事历历在目。在我们村,住过许多八路军。我记得,李运昌司令员就来我家住过5次,他身     

阿拉伯国家政治制度变革的动因与挑战

阿拉伯国家政制变革的根本原因包括阿拉伯国家的开明领导、国民和妇女的变革要求等。为适应阿拉伯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需要，阿拉伯国家的开明领导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便开始致力于政制变革，如适度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扩大公民自由、提高妇女地位等。但由于历史、宗教、文化等原因，阿拉伯国家的政制变革进展缓慢，在新的历史时期，阿拉伯国家的政制变革进程仍然面临严峻挑战。     

御水护城:明清时期寿州城市水患及其社会应对

明清时期,滨处淮河岸边的寿州城时常遭遇水患。“水决城”“雨水坏城”“大水薄城”“水灌城”是寿州城市水患的主要表现形式。频繁的水患使寿州城墙等物态承载体时遭损毁,人畜受到威胁,民众心理亦遭受巨大冲击,寿州城社会经济发展因之陷入困境。为应对城市水患,寿州官员秉持“以民为本”的理念,在灾前通过预修城墙和加强巡察进行预防,临灾时积极组织抢险御水、保护民众,并于灾后施行一系列蠲赈重建措施,有效减轻了洪水对寿州城的负面影响。寿州城的防洪经历,是淮河流域城市洪灾应对的一个历史缩影,对于今天沿淮城市抵御水患,有效做好灾前准备、灾时抢险救灾、灾后有序重建等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时期对民间信仰的改造

中国共产党进入赣南和闽西地区后发现当地群众在心理上过度依赖民间信仰,这种情况对于建立和稳固苏维埃政权产生了碰撞和摩擦。为此,中国共产党期望通过法律制度、社会教育及发展戏剧等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民间信仰加以改造。随着群众革命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农民群众崇拜神灵的观念逐渐弱化,开始从神权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思考自身作为“人”的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对民间信仰的改造有利于乡村社会群众革命意识的觉醒、民间信仰活动开支的节省以及社会文明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