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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瑞灾异赋是建立在天人感应学说基础上,以自然界异常现象为描写对象的赋。宋代的科技、人文水平和政治变革对天人感应观念造成了一定冲击,但由于天人感应特殊的政治影响力和宋代天人之学的发达,使该学说得到了宋人的尊重和强化,大致呈现五种基本形态,即天监说、运气说、德行说、召感说、民意说。宋代祥瑞灾异赋比前人更加深化了学理内涵,现象反映和问题提出也更加尖锐深沉。它理性思考自然界异常现象;突出"为人事"的政治目的;借助天人感应来构筑修平学说;以学理发掘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等,有高度的思想和艺术成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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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建国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2(5):44-55
发生在汉哀帝四年"行西王母诏筹"事件兼具政治与宗教等多重意义,并对西汉末年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事件发生后,各种政治势力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立足经学的解释尽管彼此有差异,但都将之视为灾异。而王莽依据谶书,将之视为祥瑞,并在不同时期分别赋予其不同的象征意义。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据以讨论早期谶书之形态,以及经、谶之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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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海航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2(2):60-67
唐代礼部式祥瑞条曾东传日本,成为日本治部式祥瑞条的立法蓝本。唐日两式祥瑞色目类别、祥瑞条名称基本相同,明显不同的是日本式祥瑞条大多带有注释文字,而根据现存的资料则未见唐式祥瑞条有之。本文对唐日两式祥瑞条"中瑞""下瑞"色目的异同进行考察比较,搜罗出日本式祥瑞条注释文字的中国文献依据,以期确证唐式对日本式的立法影响,同时也有助于发现唐式祥瑞条的原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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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解读辽阳汉魏壁画中描绘的昆仑山、扶桑树、云气、三足乌、蟾蜍、飞廉、羽人、仙鹿、羊、鹤、玉璧等图像学内涵,系统论述汉代“羽化升仙”、“天人合一”及“祥瑞辟邪”等理念,从而全面展示汉代辽阳先民的神话思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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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成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48-56
慕容鲜卑建立的诸燕政权在十六国时期具有重要的地位,其政权呈现出对汉族文化学习与模仿的特点。从昌黎时代起慕容氏统治者开始逐步改变鲜卑族原始的信仰,转向两汉时期神化的儒学,运用祥瑞、符谶、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与政治相结合,为其政权合法性寻找理论依据的。通过天象的解读,预言吉祥与灾难,用术数化解灾异以求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固统治。在诸燕统治者心中,借助儒学的神学思想,把自身塑造成顺天意的政权,才能得民心与争夺天下。故而,代表了天道与天命的儒家神学成为诸燕统治者崇尚的政治文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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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瑞(或称符瑞、祯祥等)是中国古代帝王承天受命、施政有德的吉祥征兆。祥瑞文化的产生客观上需要王权、天命、德行等因素的出现并与征兆信仰相互配合。周代初期,周人在反思殷亡的历史教训中摒弃了殷人极端的宗教观念,将王权与天命联系起来,以"德行"因素作为政治评判准则,进而形成了崭新的天道观念。新的天道观念的形成为祥瑞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并最终促成了祥瑞文化的产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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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霞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54(2):55-58
祥瑞灾异是中国古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其发生和出现代表着上天对君主的赞美或谴告,具有特殊的政治意涵。我国历史上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祥瑞灾异学说特别发达的时代,也是祥瑞灾异被频繁应用于政治生活的时代。这一时期祥瑞灾异事务的管理包括信息的收集、现象的解释和事务的处理三个层次,为隋唐时期祥瑞灾异管理的制度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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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赟 《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7(2):105-107
“凤”缘起于我国古代先民对鸟的图腾崇拜,在拥有数千年渊源的中华文明中,“凤”成为了“文化图腾”的标志和“祥瑞形象”的象征。凤鸟信仰在形成、发展和维系民族共同心理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美德的象征,象征着爱情及美好的姻缘,是民族精神的体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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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平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6):107-128
隋炀帝“好祥瑞”,继位之后即汇集隋文帝之灵异,以示倡导,自述祥瑞,符应纷呈;以天文玄象缘饰军政决策,袁充等术士化朝臣“预知”其军政意向,“假托星象,奖成帝意”;对“忠鲠”进谏之术艺人物,则加以排斥。隋炀帝“专信邪道”,其夺嫡继嗣与打压关陇权贵,无不利用相术、阴阳占卜、蛊惑诅咒、图谶谣言等巫筮术数以运作其事;隋炀帝迷信道术,豢养道土以炼金丹,寻求长生不死。隋炀帝如此,与其深受家族尚巫门风、相关社会风尚之熏染,特别是承继隋文帝“雅信符瑞”之政风密切相关。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