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项目落地后各主体利益失衡及成因——以M县L移民村农业生产项目为例

当前项目制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大量的项目资金能够在多个层面提升农村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发展。在“项目治国”的背景下,移民村生产项目扶持逐渐成为移民后期扶持的重要举措。实地调查发现,M县L移民村农业生产项目落地后,实现了名义上的合理性,但村干部借助项目扶持名义,将项目扶持的相关加工设备私有化,成为项目的最大受益者;移民只享有项目最基本的资源扶持,贫困移民群体更是被弱化甚至被忽视。究其原因：一是村干部通过权力运作与资源约束,他们既是项目的“争取者”,又是项目利益的最终“分配者”;二是移民在收入增加的情况下选择集体沉默和漠视村中事务,为村干部持续专享项目利益提供现实条件。因此,需要从完善制度设计和建立村内外监督机制、调动村民参与项目的积极性和发挥贫困群体的主观能动性两个方面予以破解优化。     

美国的“私有化”是对他国的宣传和诱导

一、美国的国有和私有企业比例美国政府从不公布国有企业的经济数据。有美国网友询问美国国务院下属的经济分析局,美国的国有企业在美国国民产值中是如何反映的?美国经济分析局在其官方网站上答复说,国有企业反映在企业部分。而实际上,美国的国民产值分为个人、政府和私营企业三部分,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将所有的国有企业都看成是私营企业了。美国的国有事业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政府     

就业与经济私有化

现时中国,就业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都可以成为经济活动的投资主体。有效劳动时间反映的是效率,给定劳动量,也就给定了用工数量。需要区分用机器导致的裁员与减工资导致的解雇。要区别滞销和滞胀,政府可以采用新办法来解决两难博弈。通过举例分析,说明国有经济增加就业是可行的。依靠国有经济降低失业率就不能搞经济私有化。可以考虑在国有经济实行工作-工资分出规则。这既涉及考验政府实力,又要发挥舆论导向对观念形成的影响作用。实行工作-工资分出规则需要有共同生存观念的支撑。     

西藏国有企业发展状况研究——以西藏国有工业企业为例

自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国有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几十年来为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党的十四大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以后,西藏的非公有经济开始蓬勃发展,国有企业在西藏经济中的比重和作用开始逐渐下降且出现了盈利能力低,亏损额和亏损面较大的状况。如何结合西藏的实际情况,加快西藏国有企业的改革还需积极探索和明确改革的方向和路径。     

评国企改革中的“法定经营权说”——中国与俄罗斯的比较

法定经营权说的宏观意义不应先验的旨在廓清国家对企业的干涉,而是协调兼顾企业自由与政府管制。对比中国与俄罗斯国家企业改革进程会发现,俄罗斯在使用法定经营权制度时目标有二：优先考虑保障私有化国家企业资产的价值安全以及日后私有化利益公平分享,和促使不得私有化国家企业（国库企业）公共性目的优先实现,这对我国法定经营权说的企业效率优先价值取向的完善是有借鉴意义的。     

厉以宁:我的就是对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伟大成就。这原本是不容置疑的。但近年来对改革的反思、质疑之声也一直不断。特别是有关股份制改革,有不少人认为股份化就是私有化。即使是经济学界人士,也对股份制的性质有顾虑。那么,股份制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呢?被称为"厉股份"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做了如下阐述。     

私有化与俄罗斯社会道德价值观的嬗变

私有化运动是俄罗斯国家经济改革的主体性内容。20世纪90年代在国家内部进行的私有化运动无论是在最初的自发阶段,还是1992年以后的国家大范围的改革,都具有典型的道德负面性。它使俄罗斯社会和经济陷入无以拯救的混乱状态,加剧了普通劳动者生活的艰难,更从社会道德的物质存在原点上培育了恶性的道德因素,恶化了社会风气。可以说,私有化是俄罗斯社会道德价值观嬗变的肇始之源。     

华西村式管理

中国不缺少富豪,也不缺少气派的建筑,但是华西村的财富有着不同的涵义.好像华西村越富,一些媒体就是越是看不过眼,吴仁宝去世再次引发争议.对热衷于批判华西村的媒体而言,华西村的现实与它们信奉的理念有差异,所以华西村的成功好像是损害了它们信奉的普世价值. 华西村今天已经是一个市场化的企业,这个企业与其他种类的企业有共性.企业就像是一台计算机,设备厂房相当于硬件,市场网络则类似于输出输入设备,管理结构则是驱动这两者的软件.华西村另类的地方在于:其管理结构明显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推崇的"现代企业制度".华西村内部的权力和利益分配结构及其管理传统,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治理结构判然有别,倒是与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些传统有着亲缘关系.     

公有制理想的代价——腐败与企业转制的中国案例

企业转制或私有化进程中的腐败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的企业转制把公有制下隐性的资产流失转化成了转制过程中的显性腐败,其根源在于公有制企业内在的治理结构缺陷,而不是企业转制本身。虽然企业转制中出现了腐败,但转制本身却能够减少公有制企业中的腐败,因此,企业转制的进程是短期内的平等与长期内的效率之间的权衡。在既有的企业治理结构和政府权力结构下,企业管理者很可能会和政府官员通过合谋来决定转制方式,并分享企业转制产生的利益。企业的转制能够带来效率的提高,虽然腐败客观上推进了企业转制,但也由此加剧了不平等。在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的企业转制中,权力结构不变、效率和公平这三个目标是不可能兼得的。     

走出股份制企业的几个理论误区

推行股份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头戏。然而,在实施过程中人们对股份制存在一些模糊认识。本文指出当前在股份制理论上的五种主要误解,以便企业走出误区,更科学、规范、稳妥地推行股份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