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与元中期学风的转变

元代中叶科举考试的恢复,奠定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从而引起了元代中期学术风气的变 化,这种变化主要有三个特点,即趋于正、趋于实、趋于古。这种学风,对元中期雅正文学 思潮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宋人贡庄记论略

贡庄是宋人为资助科举考生赴试而设立的庄园,见于文献资料的贡庄都建于南宋。宋代贡庄记现存16篇,另有2篇赆送规约记,其性质与贡庄记完全相同,归并一起讨论。南宋只剩下半壁江山,科举录取名额甚至有所增加,意味着各地通过发解试士人数量的成倍增加,士人赴京考试的费用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贡士庄由此产生。贡庄记内容大致为表彰地方官之教育文化建设政绩,追述当地教育文化历史,展望当地教育和科举之前景,讨论地方为政之道和介绍当地读书风气。贡庄记作者大多是科举出身,是科举制的实践者和受益者,他们对科举制度有很大的认同感。另有贡士规约记,其写作模式与贡庄记完全一样,只是文章之后附有贡庄收益分配规约。从写作角度观察,宋代贡庄记具有典雅的语言风格,常用对话式结构。     

清中后期桂西民族地区的科举户籍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变

清中后期,桂西地区改土归流逐步推进,但桂西恶劣的区域环境及落后的文化,导致新近改流之区科举应试面临缺额问题,由此产生要求变革桂西科举户籍制度以允许外省之人进入改流地区应试的策略。而肇始于雍正九年的桂西移家入籍应试政策却在乾隆二十五年被废止,这一政策施行过程虽短,却揭示了桂西科举户籍制度变革给桂西社会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也折射出桂西边疆内地化进程中不断变迁的边地社会形态。     

明清文人对科举制度的态度来研究科举是否符合社会规律

谈到科举,便会与八股害人毒害愚民相联系,并且在公众视野中那些誓死抵制科举的文人一定抵制的是科举制度,笔者对该说法提出了质疑,便提出该考究,意在通过研究抵制科举的明清文人代表来研究科举是否符合社会规律。     

亦幻亦真,且行且追求——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文人心态

《聊斋志异》借虚拟的鬼怪世界来写现实世界,其中书生大多是风流文雅,才学兼备,胸怀大志却又在科举考试中屡次受挫,他们生活贫困潦倒,凄清冷寂,只能用类似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来聊以自慰,同时,期待有朝一日金榜题名,抱得美人归的他们,也摆脱不了忠孝节义等成分的影响,研究他们的心态,能更深层次的接近他们矛盾的心情,把握历史。     

我们拿高考怎么办

1905年,张之洞和袁世凯等人奏请清廷废除科举的时候,绝对想不到在半个世纪以后,这个被他们埋葬的科举,居然会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考试的名义,部分地还魂了。至少,两者在形式上很相似,都是由统一的机构出题并且组织考试,而且将学校考试和官员准入考试结合,凡是考上大学的,就意味着有了准官员的身份,毕业就是“国家干部”。     

堕民：历史深处的苍凉背影

堕民,人们通常读作“堕贫”,亦称“丐户”。数百年来,被视为“贱民”之一种。在封建科举时代,他们不得赴考,也不能出资捐官。明徐渭《青藤书屋文集》载：他们“男不许读书,女不许缠足,不许与平民通婚”,只能做“猥下杂役”。这正如鲁迅在《我谈“堕民”》一文中所说,他们“在悲苦和被人轻蔑的环境下过着日子”。     

“九华四俊”考

晚唐时期,在宣州和池州出现了众多文人,人们称呼其中的张乔、许棠、张螭和周繇为“九华四俊”,他们又与其他士人一起被称为“成通十哲”,在唐代皖籍作家中创作成就最为突出。但这个称呼并不见于唐人的记载,其得名的原因和时间经过初步分析可知,主要是因为他们同一年参加京兆府试并且同时获得举荐,又都来自宣、歙、池地区而闻名当时。     

唐代科举集阅考

“集阅”指唐代科举制度中乡贡报名和资格审查的过程。“集阅”的关键文件是州府试后出具的“文解”，它分两种，一是由乡贡本人持有的“个人文解”，一是由朝集使(进奏官)举送的“集体文解”。乡贡每年十月二十五日在朝集使(进奏官)带领下到户部报到(后改为礼部)，开始“集阅”。经过疏名检籍、公布板样、交纳家状、结款通保等一系列严格的审查程序，十一月发布“驳榜”。到这时，举子们才算完成了“集阅”，正式获得就试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