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统计分析中做到观点和材料的统一

在统计分析报告的写作中,材料和观点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材料是形成观点的基础,观点是材料的统帅;既要用观点来驾驭材料,又要由材料来支撑观点。一篇好的统计分析报告,必须是既有鲜明、正确的思想观点,又有准确可靠的统计数据和资料,做到观点和材料的完美统一。无论分析任何问题,都是由材料到观点、再由观点到材料的循序渐近的过程,即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不断深化的过程。如何在思维活动中处理好材料与观点、具体与抽象之间的关系,是一     

2010年：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战略时期

2010年：双重历史使命 2010年,四川将面临双重历史使命：一方面,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这是抗击世界金融危机战略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是我们过去实施的合理政策的延续,由于国内外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凶素,现在还很难预料这个延续时期会有多长。另一方面,     

山东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山东调查总队对贯彻实施《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提出具体要求

一喻发动机。统计工作用什么来激励职工？一般情况下是物质奖励、金钱刺激,工资、奖金等,都是这一思维模式下的产物,这些当然是重要的,然而经济学对这一点洞若观火．明白完全靠物质刺激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因为任何工作单纯靠物质刺激．起激励作用的边际效应都是递减的。开始时也许有用,     

论主体本位思维方式及其改进

本文是系列文章(见注释)中的一篇,它从决定思维方式的三大要素出发,引申出三大思维方式,并重点讨论了主体本位思维方式它的自我、群我、超我三种形式的持征和陷井,指出其改进方向在于科学化、现代化、合理化.这对于当代思维方式的改进有实际指导作用.     

中介、中介思维与中介科学

中介思维是通过中介范畴所揭示的具有一定逻辑次序的辩证思维。中介思维有助于克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促进辩证思维方式的多样化和具体化。中介科学则是探索各种科学中或科学之间的“中介”的理论和科学。从宏观上 ,探索现有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与融合的理论与方法 ,促进边缘科学、交叉科学与综合科学的发展 ;从微观上 ,运用中介思维把握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中介”现象 ,发现新的科学生长点 ,促进科学认识的发展和深入。     

法教义学的法律思维与司法形式主义

司法形式主义与法教义学的法律思维因共享形式性、逻辑性和程序性而高度谋合、意出同源,二者因缘际会,合理而高效地维护着法律安定和司法正义。法教义学的法律思维乃具体层面的司法技术,它安全又极易操作,它应成为我国当下司法的首选方法;司法形式主义则是抽象层面的司法理念,它是实现实质正义的前提和基础,它应成为我国当下司法的元标准、元理念。因之,坚守司法形式主义理念与教义学的方法应是我国当下司法的优良选择。     

家有贤夫

正自从专职写作,家里的大小事儿多半都交由老公打理。每天,他早早地起床送孩子上学,然后赶去上班,下班路上顺道从菜市场买菜回家。这样学校、公司、菜市、家里四点一线的生活雷打不动,虽然忙得脚不沾地,但从没听他抱怨过半句,是个不折不扣的贤夫。母亲的生日快到了,我打电话问她需要什么,没想到她笑呵呵地说:你不是打钱给我了吗?还要买什么东西。原来老公偷偷地帮我汇了钱,一时间很感动。娘家人的生日,老公记得比我还清楚,除了母亲、小妹、奶奶,他还记得外婆和舅舅的生日,总会适时提醒我给他们打电话、买礼物。前阵子流行穿羊毛裤,漂亮又暖和,我买     

社会学思维方式的变革

社会学长期在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束缚中存在,只是到了本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学才真正开始了思维方式的变革,一些社会学流派也才开始真实地切入了生活实际,社会学的视野、问题和概念框架正在发生一场深刻革命。然而,中国社会学尚未对此作出反应,仍然在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中展开自身。清楚地认识社会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是中国社会学打开发展新局面的理论前提。     

困惑中的进步──浅谈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范式的当代转型

本文认为,哲学的困惑乃是一种进步,没有困惑就没有哲学的有效思维。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在困惑中开始了思维转型,即经历了从本体论范式向认识范式,再向人学范式的转换．     

跨文化、翻译与社会科学本土化——兼论儒家的西方遭遇

文化差异导致了跨文化中的翻译活动。不同文字间的学术交流本指望通过语言转换实现对源语地文本之理解,却因母语特点而不能得到忠实的再现。无论是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努力向西方世界翻译儒家经典,还是严复等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向中文世界翻译《天演论》及一系列西方概念等,其翻译中的文化策略与自我矫正造成知识本土化之发生。所谓翻译的对等性,应具备跨文化语义上的一致性。由于自然科学在其学术共同体中建立了共同的符号系统,故实现了这一点。可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由于翻译活动始终面临创造性反叛,使源语地的文化观念或文本中的原有立场、内在框架与基本假定在转译中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