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过渡事件·制度安排——关于青年向成年过渡研究的社会学思考

青年过渡是指由青年向成年的过渡，是个体社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年向成年过渡的人生事件，并不都是平稳、顺利完成的，个体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导致这些变异的主要社会因素是什么？对个人发展和社会和谐秩序的影响又如何？鉴于目前的青年研究大多集中在青年期间存在的诸多问题上，本文认为应该更加关注青年由结尾时期走向成年的过渡时期。青年过渡研究应该着重考察社会变化如何影响青年过渡？有哪些理论和概念适用于理解青年过渡？我国对青年过渡的安排具有哪些特点？这些安排是在复制社会不平等还是在减少社会不平等？国家关于青年的政策是否为青年提供了良好的过渡安排？本文旨在对这一过渡过程提出一个浅显的社会学分析思路。     

主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是政府的重要责任

自然灾难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应主动做好应对灾害的各种准备，包括组织专业的救援队伍、生产专门的救援工具、制定可行的应急预案等。     

从平遥古城走出的部长——雷任民

曾任中央对外贸易部部长的雷任民出生于山西平遥古城,他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创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雷任民的人生乐章中,前部,他是一个革命者,为砸碎旧世界而不懈地奋斗;后部,他是一个建设者,为建设新世界而努力地工作。其间,曾文曾武,亦军亦政,屡当大任,不辱使命。特别是其在新中国外贸战线的经历,简直就是一部新中国外贸史的缩影。     

关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对卜宪群被指责抄袭一事处理结果的意见

2004年6月中旬,史学批评网、天涯网、往复论坛、学术批评网、新语丝等网站先后刊发或转载了署名史言所撰写的《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抄袭问题举隅》一文,指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卜宪群先生有抄袭之嫌,学界为之哗然。文章在网上网下引发了激烈讨论。7月初,文中指出的被抄袭的论著作者之一、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阎步克先生发表声明,做出了回应。“不得抄袭”,是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时所应秉持的底线。抄袭,是对学者最为严厉的指控,会直接影响其学术生命。因此,对这样的指控,学术界不能等闲视之,作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     

改进的OBS长度自适应门限组装算法

现有OBS长度自适应组装算法的突发数据长度门限的选择虽然随着业务流的变化而变化,克服了固定长度门限算法输出的突发数据的突发性,但仍然没有考虑业务流的自相似特性,因此不能有效降低输出突发数据的自相似程度和分组阻塞率。针对这一问题,该文提出了一种改进的OBS长度自适应门限组装算法,能根据到达的网络业务流的自相似特性自适应地调整长度门限值。仿真结果表明:在相同的调度算法下,更能降低业务流的自相似性,分组阻塞率降低一个数量级。     

“田亩饱和度”与明代闽赣粤三省毗邻区的人口迁移

"田亩饱和度"是一种工具性概念,指的是同一区域历史时期纳税田亩与1949年纳税田亩的数量之比,可以用来测量重大事件对于区域人口、土地资源的影响,并藉此评估当地政府的赋役政策。这一工具性概念还可以用来测量人口流动的推力与拉力,解释区域之间人口流动的成因与效果。分析表明,明代存在黄册户口与田赋实征册户口两套数据。在洪武以后南方大多数地区,黄册户口转变为派役单位,而田赋实征册户口则是纳税户口;户名之下,依亩计税。明代闽赣粤三省山区中的所谓"化外之民",其中绝大多数只是不列入黄册却见于田赋实征册的不承担徭役的纯粹的纳税者,且一直处于政府的管辖之下。因此,主要针对异籍者的税役均等与税役一体化,才是明代一条鞭法改革的目的所在。     

20世纪30年代台湾“民族自决”论评述——以《新东方》《新亚细亚》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加紧侵华,中日矛盾上升,民族危机进一步激发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国人对台湾的关注逐步升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创建于30年代初的《新东方》《新亚细亚》两份刊物。它们在“东方革命”与“新亚细亚主义”的口号下,刊发了不少有关台湾问题的文章,其内容包括回溯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揭露日人对台湾人民的殖民统治、评析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思考大陆人民应如何回应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等,集中体现了当时国人对台湾的认知水平与基本观点。这一时期国内知识界依据“民族自决”的理论,将台湾视为反帝反殖民斗争的同道,公开提出团结“台湾民族”抵抗日本殖民统治。“民族自决”的反帝反殖民理论在抗战期间得到进一步完善发展,其对“台湾民族革命”“两步走”的解释,揭示了所谓“台湾独立”只是相对日本殖民者而言,其最终目的仍是回归祖国。而“台湾民族”的提法同样源自“民族自决”理论,有其特定的时代与政治意义。“民族自决”论深化了国人对台湾的关切,连接了两岸的抗日革命运动,更为之后的光复台湾埋下伏笔。     

动结式的事件结构和句法生成

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动结式逐渐被语法化成表示致使—结果的特定语法形式,被语法化了的不是具体的词汇单位,而是一种语法结构或构式,即任何两个没有语义关联的动词只要并列出现在一个句子里就会形成致使—结果的语义关系。动结式里的两个动词各自表示一个事件,每个事件都能表述为一个独立的句子,通过移位和融合等句法操作合并在一起,临时构成独立的动词单位,从而在句法上把分别表示不同事件的两个句子合并为一个,实现表达的简约性。因为题元指派首先在底层结构完成,而动结式是表层句法操作的结果,所以动结式的语义关系仍需回到合并前的两个句子里确认。这种追根溯源的底层结构解释,清晰地揭示了动结式表层所呈现的复杂的句法和语义关系,是一种对于动结式的句法派生和形成机制提出的全新看法。     

张闻天与西安事变中的“二·二事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送他回宁的张学良。正当西安的“三位一体”积极寻求解救张学良的方案时,东北军内出现了武力解救与和平解救的岐见。１９３７年２月２日,主战派头头枪杀了主和派将领王以哲等４人,史称西安事变中的“二·二事件”。本文通过对张闻天在“二·二事件”发生前后的言行考察和研究,揭示了这一事件的性质、真相及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