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语境中的梁启超研究:再现、阐释与表述

作为一个著名的维新立宪派领袖、清末民初的社会活动家、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大师 ,梁启超不仅在近代中国有突出贡献 ,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一定的影响。人们通常认为 ,对历史的回顾影响着对未来的选择 ,实际上 ,关于现实的定位和未来的选择更容易凸显历史的记忆 ,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由此而常议常新。有鉴于此 ,我刊分期编发系列笔谈 (上、下 ) ,以期立足于新世纪背景 ,站在学术前沿 ,从不同角度对梁启超进行重新解读 ,进而在新的语境下研究近代中国的百年嬗变     

超越百年路在何方——"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顾与前瞻"高峰论坛纪要

一、关于辛亥革命研究 章开沅指出,辛亥革命、孙中山的研究是一门显学,有相当高度,但严格说来,还很不成熟,很多资料还未完全挖掘出来,<辛亥革命>8本资料就没有好好利用.再者,因为受指标体系和功利主义所驱使,许多人开始做碎片化的研究,一些细枝末节的论文层出不穷,老材料被搬来搬去,制造了大量的垃圾.辛亥革命研究者不仅要盘点辛亥百年,还要盘点自己,哪些事情做得有用,哪些事情没有用,哪些事情有害,应做些客观思考.     

立宪派与清廷决裂时间辨析

本文通过对立宪派与清廷之间矛盾演变过程的动态考察 ,认为立宪派对清廷经历了一个支持、失望到背弃的演变过程。由于双方在权力再分配问题上的尖锐矛盾 ,国会请愿前 ,立宪派已决定 ,只有速开国会 ,才能继续与清廷合作。第三次请愿失败 ,按照请愿前的方针 ,立宪派决定与清廷分道扬镳。其后“皇族内阁”的出台 ,只不过加速了清廷的灭亡     

清末立宪派近百年研究述评

立宪派是清末三股政治势力之一,关于清末立宪派的研究近百年来已取得了许多成果,笔者将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条理化,并归纳出研究特点,同时就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提出了思考。     

宪法整合视野下的晚清立宪运动——兼论宪法整合功能发挥的基本条件

在晚清时期,国家整合能力衰弱,社会极度分裂。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清廷开始实施新政和立宪。一部良好的宪法能推动国家整合和社会整合,因为宪法可以凝聚共识,容纳不同的价值,它构造的宪制能吸纳反对势力,把社会动员制度化,且整合到现有的政治和社会框架内。但是晚清颁布的两部宪法性文件,一部缺乏整合效力,不能发挥国家整合和社会整合的作用,相反还激化了矛盾;另一部失去了宪法整合的时机。再加上其他因素,宪法整合失败,革命颠覆了国家,也就不可能在既有的政制框架内完成立宪。有整合效力的良好宪法和强弱适中的国家,是宪法能发挥国家整合和社会整合作用的两个基本条件。     

略论近代教育的发展与贵州立宪派

近代教育的发展是贵州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作为辛亥革命前后贵州较为有影响的政治势力,贵州宪政派的形成和发展与贵州近代教育制度的革新密切相关。     

梁启超:“激进—保守”模式的盲区

作为一个著名的维新立宪派领袖、清末民初的社会活动家、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大师 ,梁启超不仅在近代中国有突出贡献 ,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一定的影响。人们通常认为 ,对历史的回顾影响着对未来的选择 ,实际上 ,关于现实的定位和未来的选择更容易凸显历史的记忆 ,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由此而常议常新。有鉴于此 ,我刊分期编发系列笔谈 (上、下 ) ,以期立足于新世纪背景 ,站在学术前沿 ,从不同角度对梁启超进行重新解读 ,进而在新的语境下研究近代中国的百年嬗变     

清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宪政主张论析

清末 ,为了救亡图存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两个派别———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都提出了各自的宪政主张。其中 ,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宪政主张主要体现在他们与清廷的分歧上 ,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宪政主张则主要体现在对君主立宪主张的根本否定上。在这两种宪政主张中 ,都有十分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 ,原因是民族危机的驱使、对清廷失去信任和迫切的精英参政意识     

辛亥革命中上海立宪派的转变和对革命的贡献

上海绅商阶层多为立宪派,在清廷“预备立宪”诏书颁布后,他们掀起宪政运动,三次派代表赴北京请愿。辛亥革命期间,立宪派认清了清廷顽固坚持封建专制体制的意图,对清延完全失望;这时上海的革命派大力宣传革命,积极争取,立宪派纷纷转入革命队伍。上海绅商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以其雄厚的经济力量支持了革命政权。上海绅商的表现是与上海特殊的经济政治地位有联系的。历史证明,上海革命派积极策动、争取立宪派加入革命是正确的策略。     

清末民初章太炎对王学评析之再检视

章太炎于清末民初时常评论王学。一方面他认为王学缺少近代科学所体现出的逻辑性、严密性与条理性,致使学说内容含混不清、流于空论,体现了先秦诸子之后中国学术的整体缺憾。立宪派受近代日本思潮的影响,多假借王学以立言,章太炎极力揭示、论说"致良知"不足以成为政治判断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章太炎又很重视道德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性,强调除了革命道德和激情,革命活动更需要基于熟识历史与现实基础之上的冷静判断,而这恰恰是王学所不能提供的。因此他在民初重思王学,虽承认其迅捷奋发之绩,但更强调从中国自身传统和现实出发周知民间利病、冷静处理政务的持久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