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文章义例之学

清代文学批评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好谈文章义例,主要表现为金石学中的碑志义例探讨与古文理论中的以“例”论文风气。这种现象可溯源至《春秋》义例之学中丰富的文法内容,而在清代蔚然成风则出于匡救文弊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文章写作不断追求规范化的结果,标志着传统文章学中形式规范理论的又一发展阶段。清人论古文义例在文体上偏重源于史传的叙事文,这体现了叙事文文体地位的空前提高,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抒情言志传统下的文学批评格局。     

章太炎与章学诚

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论与章学诚之间不存在一脉相承关系.他撰于1908年的<原经>篇明驳章学诚,暗斥谭献,其中对<文史通义>的一系列论辩,显然是两种"六经皆史"论的交锋.它反映出经、史概念内涵的变动不居性,不同时期不同处境的学者对"六经皆史"说的理解并不一致,因此要注意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中分析各家相同命题下的不同含义和意图.     

章学诚对清初浙东学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管窥

章学诚对清初浙东学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管窥方祖猷章学诚在其《原道》篇里继承了黄宗羲唯物主义道器论的观点,进而从道和器的质的规定性、道因器而显及六经皆器等三方面予以发展,章氏又继承了黄宗羲和万斯同史学经世的现点,并从通器论、经的本义和经世必须联系当代三点,对史学经世作了初步的理论分析。在史德上,章氏从万斯同史家必须“平心”的思想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史德”的概念,并从治史的原则、治史的困难和治史的主现要求三方面对史德问题作了透彻的分析。由此可知,章学诚是清初浙东史学在理论上的集大成者。不过,由于世迁时移,他的史学思想与其前辈相比,也有较大的差异。     

章学诚的语言哲学观

清代考据学的基本信念是"道在六经",方法则为"由训诂以通义理",即以语言文字的释义以通达"六经之道".章学诚与清代考据学的分歧主要是在语言观方面,一方面章学诚认为,"言与意"有时而背离,"通其辞"之外还必须"通作者之心志";另一方面,章学诚认为六经语言的本性是象征性的,<易>之象和<诗>之比、兴"兼通六艺",因此当"因象而求道"而非"因言而求道".章学诚的语言观与历史上的道家、禅宗、心学的语言观存在着一定的思想脉络关系.     

章学诚与《史籍考》编纂新论

《史籍考》作为一部大型史学目录著述,其编纂从发端至手稿最终毁殁,许多官员及士人参与其中。章学诚是《史籍考》编纂的最初提出者与设计者,署名周震荣的《上李观察书》对《史籍考》编纂内容与体例的陈述,乃是章学诚校雠学理论的集中体现,展现出章氏学术视野的高远及其目录学理论体系的融通,对章学诚在《史籍考》编纂中的作用需要重新评估。作为《史籍考》编纂体例的总设计师,章学诚虽然最终未能完成该著,但在编纂该著的过程中,其史学理论不断成熟,史学成果不断涌现。     

章学诚的语言哲学观

清代考据学的基本信念是“道在六经”,方法则为“由训诂以通义理”,即以语言文字的释义以通达“六经之道”。章学诚与清代考据学的分歧主要是在语言观方面,一方面章学诚认为,“言与意”有时而背离,“通其辞”之外还必须“通作者之心志”;另一方面,章学诚认为六经语言的本性是象征性的,《易》之象和《诗》之比、兴“兼通六艺”,因此当“因象而求道”而非“因言而求道”。章学诚的语言观与历史上的道家、禅宗、心学的语言现存在着一定的思想脉络关系。     

“六经皆史”与章学诚的文体观

“六经皆史”说是统贯章学诚学术思想体系的核心理念,在其文学思想和文体观念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此说对“文本于经”的传统文体学思想形成一定冲击,为宋代以来开始盛行的“诗史”说注入了新的内涵,催生了章学诚以史为宗的独特古文观,也影响了章学诚的小说文体观.     

章学诚对“道”的探索及其时代意义

《文史通义·原道》篇是章学诚历史哲学探索的代表作,他不作经院式探讨,而是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因而具有批判性和超前性的鲜明特色.他提出历史哲学三个互相紧密联系的命题:其一,“道出自然”,“渐形渐著”,存在不得不然的客观趋势.其二,应当区分推动形成万事万物的客观法则的“道”本身,和万事万物的具体形式;“言圣人体道可也,言圣人与道同体不可也”;“学于众人,是为圣人”.其三,“道”与事功密切相连,六经不能穷尽“道”,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立言之士的责任是总结出新的“道”.诚如梁启超所言,章学诚的论述“实为乾嘉以后思想解放之源泉”.     

章学诚史学思想中的历史理解问题

为了探讨史学思想中有关历史理解问题的观点与看法,采用了文献整理分析和理解综合的方法,认为:历史事实包括了"言"与"事"两部分,理解历史事实就是要寻找"言"与"事"背后的思想意图,历史理解的方法是"为古人设身而处地",即史学家假想性质地把自己放在古人的位置上进行移情和想象,像古人一样地去思想,从而寻找到历史当事人的思想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