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国史《章学诚传》的编纂：章氏学说实际境遇之补证

关于章学诚生平与学说的境遇,胡适曾有一个流行甚广的观点,即有关章氏生平与学说的信息被埋没了一百二十年,但也一直有人认为胡氏所言与事实不符。本文对章氏身后境遇状况提供一个补证,指出在清国史馆档案的传包传稿中有多个章学诚传记,且章学诚在国史《文苑传》中数次获立正传。这些材料补充证明,章学诚学说在晚清获得了高度评价,其生平概况更没有被埋没,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清廷官方的认可。这对于实事求是地研究章氏学说的命运和晚清学术的实况或有助益。     

“六经皆史”: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必须放在清代学术转向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清初以来,宋明理学“形而上”本体受到了根本的质疑。章学诚把“道”理解为一种历史化的过程,而不是永恒的超越一切历史的实体。通过回复到原始儒家,章学诚重新阐发了“史”的意义,经学在三代是作为记录典章制度的“器”。章学诚还批评了乾嘉考据学的弊端,他认为考据学只是对于历史材料的考订与整理,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博学”与“约守”不可偏废,在“功力”的基础上必须成就“学问”,这也就是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六经皆史”是史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产物。     

试论古代学人对史家修史致祸现象的认识

中国古代关于史家修史致祸现象的探讨十分丰富。孔子首先从实践上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最早反应,刘勰对史家的历史命运问题提出了一般性的理论认识,刘知几、韩愈则明确表述了史家因修史而致祸的历史命运的必然性。在前人基础上,胡应麟和章学诚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认识。     

研究、纪念章学诚应当发扬他的三大精神

章学诚既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又是我国方志学的奠基人,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已成为国际上颇有影响的文化名人。当前,我们研究、纪念章学诚,应当发扬他的三大精神,即:执着的敬业精神,敢于批判社会不良风气和不良学风的精神,诚实守信的精神。     

论章学诚对袁枚的学术评价

章学诚《文史通义》中对同时代的著名学者多有批评，尤其对袁枚的批评更是不遗余力，非但诋其为“不学无术”，甚至拟之为“无耻妄人”。综观二人平日论学言论，可知在学术见解上实有许多共通之处，如对当时考据流弊的抨击，不失为救弊之言。唯章氏以“纲常名教”衡量袁枚，谓其广收女弟子，无复男女之嫌；征刻诗稿，标榜声名。章氏鄙薄袁之为人，进而全盘否定其学术，也可谓过矣。     

事的突显与经学态度之弊：章学诚“六经皆史”说重估

在后经学时代重估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意义,可以看出事的突显与经学态度之弊。“六经皆史”说强调“言—事—道”三元二重结构。六经之载道,乃是通过明述事的方式显示道。依照经学态度,“言—事—道”三元二重结构中居间的“事”失落了,只剩下言与道,二者之间也被误解为明述关系。如此,言蜕变、异化为离事之“空言”。事变,道亦变,故道不备于六经。经学态度误将关于道的默会知识当作明述知识,误将“语意”（话语意义）化约为“语义”（语句意义）。把握“语意”需要作为默会能力的“神解”和作为学习之方的“效法”。经学态度之误,不仅在于不足以发明六经所载之道,而且还误在通过六经把握恒久之至道的雄心。作为历史撰述的言实际上也是事之一种。历史撰述在双重意义上做事：通过观念层面的“作”达到现实层面的“作”。     

章学诚与袁枚诗学差异发微

章学诚对袁枚的批判,有来自诗学思想差异的因素.章学诚诗学思想中重视诗艺、重视性情的观点与袁枚性灵诗学似是而非,章学诚重诗艺而要求考察"诗之意义",提倡性情而又反对袁枚重视男女之情,这些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根源于才性论基础的不同的自我身份认同.     

"道"之意义的生成与流动--以刘勰、韩愈、章学城之《原道》为例

"道"的观念由来久远,作为中国古代哲学中哲人们用以指称宇宙本体及其运动规律的重要概念,自产生后,其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地发展和演变.有三篇<原道>的文章,都是和文学有关的,一篇是齐、梁时代的刘勰所写,一篇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所写,另一篇是清代的章学诚所写.这三篇<原道>,把"道"的观念深深的渗入了传统文化之中,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一直以来发挥着他们的作用.     

章学诚"时会说"与史学的与时俱进

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上》提出了"时会"之说,并把"时会说"融入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之中,融入史学理论研究之中,分别表述为"势然说"、"时然说"和"使然说",以达到"以史论器明其道"的目的.史学理论要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