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的突显与经学态度之弊：章学诚“六经皆史”说重估

在后经学时代重估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意义,可以看出事的突显与经学态度之弊。“六经皆史”说强调“言—事—道”三元二重结构。六经之载道,乃是通过明述事的方式显示道。依照经学态度,“言—事—道”三元二重结构中居间的“事”失落了,只剩下言与道,二者之间也被误解为明述关系。如此,言蜕变、异化为离事之“空言”。事变,道亦变,故道不备于六经。经学态度误将关于道的默会知识当作明述知识,误将“语意”（话语意义）化约为“语义”（语句意义）。把握“语意”需要作为默会能力的“神解”和作为学习之方的“效法”。经学态度之误,不仅在于不足以发明六经所载之道,而且还误在通过六经把握恒久之至道的雄心。作为历史撰述的言实际上也是事之一种。历史撰述在双重意义上做事：通过观念层面的“作”达到现实层面的“作”。     

"道"之意义的生成与流动--以刘勰、韩愈、章学城之《原道》为例

"道"的观念由来久远,作为中国古代哲学中哲人们用以指称宇宙本体及其运动规律的重要概念,自产生后,其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地发展和演变.有三篇<原道>的文章,都是和文学有关的,一篇是齐、梁时代的刘勰所写,一篇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所写,另一篇是清代的章学诚所写.这三篇<原道>,把"道"的观念深深的渗入了传统文化之中,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一直以来发挥着他们的作用.     

章学诚"时会说"与史学的与时俱进

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上》提出了"时会"之说,并把"时会说"融入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之中,融入史学理论研究之中,分别表述为"势然说"、"时然说"和"使然说",以达到"以史论器明其道"的目的.史学理论要与时俱进,     

再论章学诚探讨著作与纂辑的史学贡献——金毓黻《中国史学史》补阙一则

在中国史学史上,最早明确提出著作与纂辑区别的学者,并不是清代章学诚,而是明代谈允厚。章学诚的贡献在于,在总结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对著作与纂辑二者关系的辩证认识。章学诚之所以能有此创见,主要是由于他能把个人的学术研究融入到时代潮流中去。     

由《文史通义&#183;博约》析章学诚学术见解

清代杰出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方志学家章学诚生平不趋时尚,勤于著述。他的思想与学术是多元的,相应研究也必然是多彩的。本文以其史学理论巨著《文史通义》之《博约》篇为主,间或涉及其他篇章和著述,简析章学诚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见解。     

试论章学诚对中国古代目录学理论的贡献

研究传统目录学，是为了建立与发展现代目录学，建立现代月录学的新体系，必须借鉴古代目录学的优秀传统。本文从目录学发展的历史角度分析著名目录学家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论述其在理论上的贡献和对后世的影响。     

论梁启超方志学理论研究

作为我国近代方志学研究的第一人,梁启超首次提出了"方志学"这一概念,简明地总结了我国数千年修志的历史,系统地阐述了我国方志的编纂理论,具体分析了清代修志繁荣的原因,高度赞扬了章学诚对编修方志所做的贡献。     

章学诚的“文学”观论析

在章学诚的文论思想中,其"文学"观是非常独特和复杂的.其中章氏释"文"为字(或属辞),"学"为学问,文词(辞)或文章乃"学而有得发之于辞".因此,他主张文与学"非二事也,""立言者,必于学同先有所得."这种特殊的"文学"观既与他对儒家重学问传统的承传有关,也与乾嘉学风的影响和其学术贯通的思想有关.     

论章学诚的朴素辩证历史观

在18世纪的中国史家中,章学诚对中国古代史学做了全面总结,达到了传统史学理论的最高水平。除此之外,章学诚还深入考察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历代学术思潮以及史籍文化的演变,形成了鲜明的朴素辩证历史观,在历史理论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就给人们一个深刻的启示:史家对历史理解得越深刻,能够上升到历史理论的层次,那么,对史学认识得也就越透彻,能够形成丰富的史学理论;反之亦然。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动因,共同促进中国史学之理论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