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与邢会稽》的文献价值

邢澍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陇籍朴学大师、诗人、书画家、藏书家,被誉为近现代陇右学术的奠基人和人伦领袖。他同当时江浙名流诗酒唱和;谈文论史,呼朋选胜,情联旧雨,传为学界美谈。章学诚和邢澍交情深厚,章《与邢会稽》手札,为研究二人的生平经历、治学方法和学术交游,以及考订邢澍《全秦艺文录》的编订时间、体例,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信息。     

游国恩先生的文学史观及其对早期文学史的建构——兼论20世纪上半期文学史观的演变

游国恩在20世纪的文学史建构中具有重要的位置。20世纪上半期的文学史观大体可分为传统文道派的广义文学观与辞章派的狭义文学观,以及源于新文学派的纯文学观这样三大类型。游国恩的文学史观有一个从六朝派的文学观向折中于上述各种广狭义文学观的发展过程。其间章学诚的观点对其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游氏根据章氏著作、辞章两分之说来确立文学史的对象。其最早对先秦文学的叙述,仍然采取早期诸家上古三代的叙述框架。文章也对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以治化与辞章来梳理中国文学史的学术贡献做了肯定。     

"浙学"涵义的历史衍变

“浙学“一词,明以后即有不同之解读:刘鳞长在《浙学宗传》中所说的“浙学”概念,是指宋明时代包括浙东、浙西在内的整个浙江地区的“心学”之流脉,而清初全祖望等人所使用的“浙学”概念,则不仅在时空上作了压缩,仅限于宋代的浙东之学,而且在内涵上也作了转换,特指浙东的事功之学与经史之学。刘鳞长把整个浙江的心学系统视为承闽中朱学而兴起“浙学”之宗传,虽含有强烈的乡土意识和门户之见,但却很有创见,颇具深义。其意义不仅在于凸现出浙江心学传统的一脉相承性,更在于首次把在学术上一直受冷遇的浙西之学也纳入进自己的观察视野。章学诚所说的“浙东之学”虽与刘鳞长之“浙学”概念有相通之处,但由于过重的乡土情结,而在地域观念上过于注重“浙东”而忽视“浙西”,甚至在潜意识中有“抛弃”浙西的意图。惟因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闻名遐迩,故其所言不仅为后世所熟知,甚至成为研究“浙学”之“定本”,而刘鳞长在学术史上几无地位可言,故其较为宽泛的学术视野,便逐渐被后人所遗忘。     

“《文选》例主《诗》教”说辨正

“《文选》例主《诗》教”说,由近代刘咸炘提出,其认为《文选》是在狭义之“文”的基础上,遵从《诗》教的选集,其中文体可分为词赋之体和告语之体两大类.词赋之体直接源出《诗》教,告语之体乃《诗》教之流衍.《文选》的编排,应以《诗》教为根本标准.此说吸取了前代目录学的有益成分,体现出对汉代以来狭义之“文”的信服,并继承了章学诚开阔的学术源流观,具有重要价值.但其过分看重《诗》教的影响,亦有偏颇之处.     

章学诚论传记的界定及其源流

章学诚以开阔的意识将部分文集之作纳入传记文类,虽仍以史传为本位,但打破了严守传记乃史学范畴的顽固立场,是胡适“传记文学”概念提出的先兆。章氏基于自己的传记理念在刘勰、刘知几的基础上对传记文体史作了完整的描述,并以“贵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于形貌”之法对传作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辨析。     

"六经皆史":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必须放在清代学术转向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清初以来,宋明理学“形而上”本体受到了根本的质疑。章学诚把“道”理解为一种历史化的过程,而不是永恒的超越一切历史的实体。通过回复到原始儒家,章学诚重新阐发了“史”的意义,经学在三代是作为记录典章制度的“器”。章学诚还批评了乾嘉考据学的弊端,他认为考据学只是对于历史材料的考订与整理,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博学”与“约守”不可偏废,在“功力”的基础上必须成就“学问”,这也就是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六经皆史”是史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产物。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诠释

学界对于章学诚理论体系中“六经皆史”的命题，歧见迭出。本文则从史之含意、六经之地位等角度澄清了一些误解，认为章学诚“六经皆史”之“史”是指阐述先王之道的“撰述”；章学诚不仅没有贬低《六经》之意，反而通过系统化论述强调了六经的崇高地位。文章还对“六经皆史”说之渊源进行了探索，认为“六经皆史”说与庄子的有关论述有渊源关系     

章学诚方志思想的再认识

章学诚在方志学上的贡献,有口皆碑,但也有过誉之处。其方志思想除了因时代局限而包含的封建糟粕外,在认识上也存在着偏差,如史志不分,以史代志,追求极端的撰著体修志风格,误认为“前志传”系其首创,主张帝王后妃与正史立传人物不谮列于人物传,反对志书篇目因体现地方特色而升格等,在实践中则有与所持理论相悖之处。     

章学诚杂文学思想探析

清代浙东学派经史文三位一体,不仅有理论上的阐述,而且有文学上的实践,章学诚即为其中之集大成者。以《文史通义》为考察对象,相比于浙东先贤,章学诚在对经典的引用与表述中,更加注意六经之间的互通,对六经的表述趋于细化。相比于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对史的重视则更多在于理论的提升方面,“六经皆史”极大提高了史学的地位。章学诚的文学思想在关注文学性的同时,将经史引入文学,体现出杂文学的特质。章学诚的文学创作亦体现出经史文的融合。     

冲突下的暗合：论阮元与章学诚的学术交集

阮元与章学诚虽然学术风格迥异,亦无直接学术联系,但却不乏学术交集,主要表现为：阮元不仅阅读甚至选刻过《文史通义》,将其作为《国史儒林传稿》的重要史源,而且对清代浙东史学颇为关注,为浙东学人依次立传,与章学诚晚年撰写《浙东学术》的举动正相映照。在史学观念上,阮元提出必须借助历史文本分析的方法,从中体察史家之“命意”,亦与章氏“史意”说相发明。凡此种种暗合,根本上源于二人经史观的契合,尤其是对史学经世价值的高度重视。章学诚强调“六经皆史”,以史统经,阮元亦以史学为一切学问致用之前提,这一相似的史学情结及其所暗含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的学术情怀,是阮元与清中叶其他有识学者理解和接受《文史通义》的重要前提,他们构成了《文史通义》最早的阅读群体。不过,阮元对理学思维的排斥,又决定了他对《文史通义》和浙东史学的认知是有限的,甚至是割裂的,他所感兴趣的主要是后者“重史”的观念和“经世”的旨趣,以及部分具体的历史编纂学主张和史传作品,至于章氏那套最为核心的主于逻辑推演和理论建构的偏形而上的“独断之学”,则较为排斥。这一思想局限,是乾嘉时期普遍重材料而轻理论的学风流弊的缩影,也是章学诚生前难以跻身主流学界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