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皆史"与章学诚对乾嘉考据学风的反思

章学诚通过反思乾嘉考据学风,对“六经皆史”观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以挽救日趋尖锐的汉宋之争和门户之见,力图将学术发展导向客观理性的经史合一、史学经世的道路,纠正当时经学研究沉溺于训诂考证,脱离社会的弊端,为经学和史学研究理论开创了新局面。     

求新·履新·创新

从事学术研究日久,我愈益诚服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中两句名言：“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考索”与“独断”是两种不同的治学态度与方法,一个学者须同时具备且娴熟地运用,方可“以之推代而成岁功”。作为学者的品格素质,先能“沉潜”然后方能“高明”,     

章学诚：开阔的学术视野

章学诚治学,突破经、史、子、集的畛域,互相紧密联系,上下贯通,突出“史义”即思想、观点的指导作用,考察整个学术领域以至其时的学术风尚,强调与只专注于狭窄范围研究者所不同的“通识”。这种学术取向,在乾嘉时期学者中不仅独树一帜,而且展现出开阔的学术视野。所著《文史通义》,在探索“道”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摆脱旧的经注家的窠臼、审视学术史的演变和评价当代学术名家的治学得失、总结两千年史学演变、为史学发展开出新路等重要领域,都取得了卓著的建树,达到了他的时代所能及的高度。     

学统建构与文论之争——章学诚与桐城派古文理论之比较

清代学人的学统意识比较明显.桐城派合程朱道统与韩欧文统于一身,成为清代文论的中坚.章学诚生当桐城派兴盛之际,其以史统文的学术取向遂与桐城派在古文理论上产生了争论.鉴于桐城派文论学者论述已多,本文着重阐述章学诚的古文理论,从学统与文统,学与文,义法与清真等方面比较章学诚与桐城派尤其是与姚鼐古文理论之异同.     

性情·风气·识裁：章学诚论朱陆异同

朱陆异同是理学史上一大公案,与前贤不同,章学诚认为,朱陆异同根源于“沉潜”与“高明”两种性情之差异,而朱陆后学陷入争讼,乃是囿于“循环衰盛,互为其端”的风习而不自知,只有拥有证之于事与理的“独断于一心”的识裁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朱陆之争。章学诚的朱陆异同论超越了宋明理学的论学藩篱,以性情、风气、识裁的观念,打开了朱陆异同的智识主义论域。     

清高宗与章学诚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透视清朝"盛世"史学的价值取向

清高宗与章学诚同生活于传统文化大总结的时代,各自对史学理论多有探讨,分别是官方和私家对传统史学思想总结的代表者。将二人的史学见解予以比较,很有学术意义。他们的具体史学主张各有特色,而在大的原则问题上极其近似,这可以透视出清代"盛世"史学的价值取向,即贯彻纲常伦理准则、官方主导方向、提倡经世致用宗旨。清高宗与章学诚都善于在已经陈旧的史学体系中,提出翻新花样的设想,当时堪称创新,而从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实为加固了传统史学的旧有轨道。因此,当时无论官方还是私家对史学思想的总结,不仅没有带来史学体系的嬗变和突破,反而更严格地束缚于传统政治文化的躯壳之内,其负面作用不容忽视。     

论刘歆与章学诚

章学诚在刘歆《七略》“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基础上,指出三代之学的特点是官师治教合一,六艺之学亦出于王官,切于世用。这与后世儒者专奉六艺以为经、由名物训诂以求道是对立的。章学诚对繁琐学风的抨击远承自刘歆,学主于用是两者学术思想的共同基质,但刘歆本于通经致用,而章学诚则是承自浙东学派一系的事功主义精神。     

论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因缘——“理”与“道”的新诠

从学术因缘的角度看,章学诚的思想不止是戴震思想的对立,也是一种延续与发展。戴震在经学研究中凸显了文化的意识,认为"礼"源起于人伦日用,从"礼"的典章制度中言"理",与宋儒争"天理"的解释权。但戴震大概始料未及,他毕生未尝给予过敬意的、一位冲撞他的年轻人章学诚,已在不知不觉之中吸收了他的思想,在他逝世十余年之后,建构了一套与他极为相近的思想观念。章氏将戴震深研的"礼",转化为其"六经皆史"说的典章制度;同时撷采戴震"礼"为"人心所同然"之义,推衍为"道"即人伦日用的思想。他们都注意到经史文献所记载的内容背后的一种人伦、社群、文化的自然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