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学问——关于儒学思想发展的学问化/人格化路径的省思

儒学,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学,究竟是学问,还是哲学、宗教、科学?这是儒学传承历史中的重大问题,也是儒学思想现代化特别是儒学思想当下生存和未来发展所直接面对的根本问题。从儒学思想自身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看,儒学思想的学科性质以及关于这种学科性质的理解,构成了儒学思想自身传承系统的演化路径和存在状态;在全球化语境中,儒学思想的学科性质以及关于这种学科性质的理解,决定了儒学思想当下生存和未来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虽然,在儒学思想自身发展的历史上,儒学曾经被作为哲学（哲理化）、宗教（信仰化）和科学（技术化）而获得传承和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但由于遮蔽了儒学教化个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学问根本,从而也就与现实的个人的生活世界渐行渐远。在市场经济生活方式渐次主导社会生活的今天,激活和启动儒学教化个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学问根本,有利于克制道德冷漠、伦理疏松和人性功利化的趋向,也是儒学思想在全球化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可能路径和生存策略。     

人民需要与中国当代文学对读者的想象

在中国当代文学对读者的设计、利用和想象的层面上,当代文学读者在理论上被置于一个有决定权的地位,但实际上却处于被给予和被利用的存在状态,成为一种想象性的文学力量.由于文学功能和作用的被设定,文学的价值取向也被规定下来,文学阅读变成了文学教育,文学读者成了一个虚构的符号,读者的需要成为一种政策预设,成为政治意识形态想象和设计的产物.由于文学阅读的统一,文学感受的一致,最终会带来文学创作的趋同化,形成文学生产的循环和等质现象.     

利用中水

<正>水质性缺水是当前人们面临的重要问题,针对这一现状,在大力开展节水行动的同时,应积极开发利用新的水源,中水就是首选的"城市第二水源"。中水利用其实离老百姓并不遥远,注意节水的人通常会把洗脸水、洗菜水、洗衣水等等收集起     

习近平对毛泽东赶考话语的继承和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中,“赶考”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概念。毛泽东在总结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革命的兴衰成败中提出赶考话语,并提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坚持“两个务必”。习近平高度重视毛泽东提出的赶考话语,提出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坚持“三个务必”,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习近平以史为鉴,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赶考话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结合”。     

后文学产业链:无形文化资产的价值实现路径

通过解剖典型的个案,概括出作为无形文化资产(遗产)的文学,从无形转为有形的物化形态,衍生为产业链,从而走向当代价值实现的三个重要前提条件;并论述了“后文学产业链”的三级资源化过程,以及被资源化之后,传统文学活动系统中的作家、作品、读者三大要素的地位和功能的蜕变,分析了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具有“不可资源化”的特质。     

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每一次重大理论创新都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它否定了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了“文化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超越了“体用论”,提供了一把重新认识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钥匙。“第二个结合”深化了我们对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在理论和实践上焕发出思想解放的伟力。     

论现代企业成员的需要系统

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已深入人心,因而对人需要的研究也成为管理者研究的重要问题。需要对社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于企业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了解现代企业成员需要的内容、特点,能使成员的需要系统在组织发展中得到及时地表达、反映、体现和满足,是企业生存的关键,是企业实现组织目标的关键,也是现代企业生命力之所在。     

全球正义的悖论解析——从满足需要与尊重权益的鲜明反差谈起

西方学界往往倾向于将"平等满足每个人基本需要"的原则说成全球正义的核心诉求,甚至把它与"平等尊重每个人基本权益"的原则等同起来,结果陷入了悖论。其实,只有尊重权益的人际平等才是唯一具有终极性至上意义、不惜一切代价都必须维护的底线平等。按照正当对善的实质优先性,我们只有在不可害人、尊重权益的正义底线上追求满足所有人基本需要的良善目标,才是既符合正义又真正高尚的,不会引发自败的效应。     

《中国文化》关于“第二个结合”的多维阐释与实践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文化》为研究阵地,展开了“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在价值维度上,“第二个结合”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争取革命胜利和新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并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作出系统性总结。在目标导向上,“第二个结合”充分发挥了思想文化战线的动员和团结的作用,并为“中国向何处去”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在话语建构上,“第二个结合”明确了革命的盟长资格必须由共产主义承担,并科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合法性问题。在路径探索上,“民族形式”讨论孕育了继往开来、兼具民族性和国际性的新文化发展之路。《中国文化》关于“第二个结合”的阐释与探索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