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古典解释学的言说范式差异

中西古典解释学在各自发展过程中,言说范式表现出诸多差异:中国解经者在恪守文本"原意"的同时,并不排斥在理论上发经典之微言大义,西方解释学者对于经典的解释限度则有着严格的自觉意识;中国学者认为解释对象与解释主体无法分开,本体是一种自我呈现,而西方学者将解释对象看作一种客观的实有,需要解释主体去探究其真实;中国的解释学以汉字字形作为考据中心,以形义的统一为线索,注重现实人生,倾向政治伦理教化;西方解释学以语音为考证的核心,侧重语法的分析,着重阐释上帝的神意与理性的逻各斯之关系,宗教神学色彩浓重,且强调"圣灵感动",等等。这些差异的形成源于二者所处不同历史文化与学术背景等综合因素。     

种“德”者必养其“心”——论王阳明经典诠释思想的价值维度

“经典”是民族精神文化流淌的坚实“河床”,对建构我们的精神世界具有强烈的典范意义.王阳明虽不完全以说经、解经方式展开自己的思想,其思想体系深处却仍然离不开对经典的理解与诠释.阳明以“良知”规定了经典诠释的价值和道德向度,并强调学者要“立志用功”、“种德养心”,时时“栽培灌溉”和“修剪繁枝”以扩充良知,造就完美的人格.这种生命成长的隐喻,使存载“圣人之学”的儒家经典充满了时代精神的活力.     

传承与创新并举:漯河市“经典文化名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带来了城市情感贫乏,为摆脱传统城市文化的简单重复、丧失个性、边缘弱化,试图从现代城市文化的传承发展并重、层次品位提升的角度,深入探讨全球化时代"经典文化名城"建设的理论基础,为"经典文化名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儒家礼仁之治施政方略的主要命题及其思维方式——以《五经正义》为典型个案

刚柔并济、礼乐相须、仁义相成、德刑相辅、宽猛相济、劳逸相参等命题,共同构成了《五经正义》礼仁之治施政方略的主要内容,相关政治范畴也构成阴阳互补、刚柔并济的关系。这就在维护尊卑贵贱的前提下,以张扬"仁义"的形式,囊括了包括刚克、猛政、严刑、役使在内的各种统治手段,并为政策选择上的灵活性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评说儒家的"仁政"、"合和"时,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否则就难免导出皮毛之论。     

后现代视野与文学经典问题域的新问题

本文以我国文学经典问题域业已形成为基本判断,全面和历史性地梳理了其形成原因和过程,分析了问题域中诸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目前面临的研究困境等。籍此提出文学经典重读的问题,旨在从文学经典现象和重读主体实践活动角度,从该问题的界定、研究目的和重读对象的确定等基本方面做了交代。最后,提出文学经典重读问题需要置于现代与后现代相互交融的"思考和感觉方式"中。     

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的底本及其他

儒家经典《春秋》无单行本,《春秋》经文附着于《公羊传》《毂梁传》《左传》之中。三传之中,《春秋》经文有异,此称《春秋》三传异文。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以康熙六十年《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作底本,但不知道《汇纂》对三传异文的择取标准。经考证,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中《春秋》的底本来源于宋胡安国的《春秋传》（胡传）。一般情况下,胡传采用某传微言大义,便择用其《春秋》经文,三传异文的选取取决于微言大义。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集各家注疏,并断以己意,三传异文与微言犬义之间失去本来的紧密关联;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中,三传异文与微言大义已了无联系,其解经方法亦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格格不入,显现出理雅各的《春秋辉本与中国本土《春秋》注疏的疏离关系。     

经典:知识分子的游戏家园

当前关于经典的探讨中存在一个误区,那就是将经典与流行混淆起来,其实经典的确定与流传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内部权力争斗的体现,是为了使自己的立场及知识资本合法化的一种诉求,讲经典只是知识分子的事情这只是一个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并不说老百姓天生就不能培养出这种能力,而是被剥夺了这种能力发展的机会。如果不顾及这个事实,单纯大声张扬大众是具有文化创造力的人,尤其在经典这种所谓高级文化形态方面也有决定性力量的人,实际上在拔苗助长,或者是在自欺欺人,以高声宣扬赢得一种道德姿态,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助长了蒙昧。     

中国当代小说海外译介与传播的特点、问题及策略

基于两部海外译者所译中国当代小说,从经典化视角系统分析了小说的具体翻译特点,并结合西方媒体相关评价反馈,分析了小说在语言、句式结构、修辞手段及叙事方式等层面的积极经验。根据译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传播策略：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识别并处理好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本土经验,使海外读者的阅读体验最大程度地接近中文读者;鼓励国内学界对译文开展批评性分析,为海外译家提供更多导向参考;强化译者与出版机构的经典化意识,确保译文不脱离原生活;充分发挥汉学家深谙译入语的语言文化优势并向其提供多维度支持,更好地促进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及国际经典化。     

基于经典模型的逃税行为理论分析

在阿灵罕姆和桑得莫逃税行为经典模型基础上,因循其假设条件,结合我国现行税法规定以及纳税人道德心理因素,可证明纳税人逃税被查出的概率和逃税被查出后罚款率越高,则逃税程度越低,反之亦然。税率对纳税人逃税决策的影响则难以确定,但在超额累进税率的制度设计下,较高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将加剧纳税人的逃税活动。考虑到提高被查出概率和被查出后罚款率的成本等现实问题,对税务当局而言存在社会最优逃税水平。为此,建议优化现行税制,加强税务稽查,规范稽查执法,培养社会诚信纳税意识。     

传承地域经典文化是文化创新的源动力——以茂名市为例

茂名市具有重视地方特色经典文化建设的传统,因此孕育了地方文化创新的动力。从茂名市重视文化场馆建设、重视文化资源建设,再通过文化积累间接获得各种社会声誉的案例说明地方的文化创新离不开地方特色经典文化的传承、传播。同时,也通过调查发现,这种文化创新规律在教育机构也应得到应用,例如,在青年学生群体中开展地方特色经典文化的教育、传承会有利于输出具有乡土文化情结的好学生,提升教育质量,激发每一位本地青年学生都来参与文化创新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