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班吉的后结构主义象征意义

在后结构主义视域下，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是一个反对西方思想传统中的语音中心主义、逻辑中心主义和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的象征性人物。在他的“声音”（the sound）与“愤怒”（the fury）中，语音与意义是分离的；意识流的无序时空实际是能指与所指的断裂而游弋的表现；他的“嘟嘟哝哝”只是能指意蕴庞大的符号而无沟通意义；这个人物的主体性根本无法建立，最终只能“可怜巴巴地干嚎着”，发出“世界上所有无言的痛苦中最最严肃、最最绝望的声音了。”     

解构主义翻译观——简介及质疑

发轫于西方的解构主义已渗入我国翻译理论界,它冲击着以结构主义为指导的传统翻译理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创造性及开放性思维,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使翻译研究出现了多元化趋势.但是,解构主义翻译观倡导的意义不确定论与实践是脱节的:在其试图挑战结构主义的权威时,却在二元对立观上陷入了对结构主义的曲解旋涡中;并且,解构主义在实践中存在被滥用的危险.为使广大翻译工作者对解构主义翻译观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从以上三方面对解构主义翻译观提出质疑,认为解构主义翻译观有其缺陷,并个能作为独立的翻译标准而存在,对其应用丛须有一个度的限制.     

试论大西洋两岸的结构语言学的源流

处于大西洋两岸的欧美国家的结构语言学,在秉承同一种哲学与语言学的传统下,因历史和社会条件的不同而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通过对两者的分析和比较,可以全方位厘清西方结构语言学的发展脉络,为研究西方结构语言学的源流提供正确的思路。     

评析艾伦·梅克森斯·伍德对阿尔都塞结构决定论历史观的批判

阿尔都塞的结构决定论历史观认为,社会形态是由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三种不同地位的要素构成的,经济基础并不起决定作用,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伍德认为这种历史观是自相矛盾的,最终取消了经济基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陷入了二元悖论中,既无法保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又无法彰显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伍德的批判对深化历史唯物主义与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巴赫金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思想的批判

巴赫金在批判结构主义对语言进行的抽象而又封闭的研究中,认为语言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符号,是人类用以交际传达思想的工具,因而语言永远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形成的过程之中,离开了语境研究,就不能真正研究语言的意义.作为语言哲学家,巴赫金强调必须改变结构主义以来所形成的语言学研究方法,认为要在对话与交往中深刻认识语言本质,进而构筑了与结构主义不同的语言哲学思想体系.     

社会性别、族群与差异：妇女研究的新取向

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及生态迅速重构的全球化时代。植根于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的社会性别差异(gender differences)，同阶级／阶层、种族、族群(ethnicity)、种姓(caste)、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年龄、文化、语言、地区／地域及国家等社会差异和权力等级，纵横交织，不仅挚肘着世界各地社会与经济变迁的进程，而且伴随各地社会的转变而发生千姿百态的变化。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尤其是在九十年代，女权主     

波朗查斯与密里本德的国家理论之争

波朗查斯与密里本德是当代两位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政治学家,他们都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由于两人分析国家的方法及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两人得出的结果也不一样.这些差异导致了一场两人围绕着国家理论问题展开的论战.这场论战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理论的研究,对两人各自政治理论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西方语言学的发展──外语教育语言学研究之一

本文以西方语言研究过程中先后占据重要地位的四大学术思潮为主线，对西方语言学的发展进行了综述；并指出了现代语言学发展趋势的两个特点     

从列维 - 斯特劳斯的“结构”到德里达的“解构”———读德里达的《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

1966年,雅克·德里达在美国发表演讲《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标志着结构主义开始进入了解构的时代.本文通过对德里达这篇文章的解读,梳理德里达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观点、方法以及目的上的联系和差异,进一步证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是对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思想的发展和延伸,并再现了其思想价值.     

走进"后文学时代"——一个历史结构主义者给21世纪文学所作的注解

在文艺理论和文学史的长期"铸造"下,社会显然已经形成了某种关于文学的"传统意识"。在许多人看来,文学作为一种人类的文化现象,肯定会长期存在下去;我们久已形成关于文学的一套理论认知和价值体系,也会长期存在下去。粗粗看去,这似乎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却发现:我们已有的理论判断和价值标准,在社会的文学现实面前经常处于"失语"状态。这是文学时代变化造成的。由于文学在数字技术和知识经济时代里有了不同既往的表现,由于这是一个新的"后文学时代",因此,我们以往的关于文学的理论看法和文学史观正在失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