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验逻辑到符号形式：卡西尔的认识论转向

卡西尔早期的认识论思想囿于康德哲学和新康德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将“科学事实”作为认识批判的出发点和最终所与。通过对康德“理性批判”建构术的改造和扬弃,卡西尔的认识论思想历经从“发生学”认识论和“符号”认识论的演变。他将神话、语言、科学视为人类活动所创造的不同符号形式,提出一切概念认识都必须基于最原始层次的神话世界,突出表现于自然语言,终点是理论科学。由此,卡西尔不仅将认识论的论域拓展到人文科学诸领域,更重要的是推进了认识反思的层次,并为其寻找到新的基础和起点。这是对自己早期认识论思想进行的修正,也是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与传统的康德和新康德主义最本质的差别。卡西尔认识论的转向是继康德之后哲学认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卡西尔以“符号”整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从人类文化整体观来把握理性,探索人的本性。卡西尔哲学思想所具有的高度包容力和开放性,为现代西方哲学走出理论困境开辟了更为宽广的道路。     

我国民法调整对象的继受与变迁

为更好地应对我国未来民法典的民法调整对象问题,笔者对我国民法调整对象的继受与变迁情况展开了分析,以期为关注这一话题的人们提供参考.     

汉赋建德:文本与传统

汉赋创作不仅有“铺采摛文”的词章价值,更有“体物写志”的思想意义,其中“建德”观的形成尤为重要。汉赋建德的根源在建汉统,又因汉统继周统,所以赋家追奉“周德”以构建“汉德”,并在思想上取效《诗》《书》经义,特别是以扬雄《长杨赋》为代表的创作对周代文本的拟效,改变了汉初司马相如的创作形态而构成新模式,并对东汉班、张京都大赋的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考察《诗》《书》入赋及“扬·班模式”的成型,又与缘饰儒术与师保制度相关,喻示了一代赋学观的变迁。唐宋以后围绕“无逸图”“豳风图”而创制的《无逸图赋》《豳风图赋》以及其并合呈现,不仅彰显了汉赋德教观的历史传统,而且形成《诗》《书》呈像于赋体的经典化,表现了赋体致用的主旨与价值。     

汉文帝时期的权力结构与政治斗争——以臣立君为中心的考察

文帝的即位背景使得他与功臣集团的关系较为微妙,在匈奴和诸侯王的双重威胁下他们必须相互依赖和支持,但文帝试图伸张皇权,功臣集团亦力图维持权势,双方之冲突不可避免。文帝与功臣集团在薄昭、贾谊的问题上,在改"德运"的问题上,互有攻守,但所有的冲突均是以间接的形式、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展开的,双方保持着不触碰对方最后底线的默契。这种政治冲突冷处理的背后蕴涵着强大的张力,凸显了汉初政局的特征。     

N_（1923）－TBP协同萃取铼（Ⅶ）的动力学研究

本文采用上升单液滴法研究了Ｎ１９２３－ＴＢＰ正已烷协同体系萃取ＲｅＯ－４（Ⅶ）的动力学机理，测定了不同萃取条件对萃取速率的影响，提出了速率方程，并对萃取反应机理进行了探讨     

论世界和中国诸民族宗法制度发展形态的共同规律性

宗法制度是以父权、族权为特征的、包含有阶级对抗内容的一种宗族、家族制度，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经济不太发展的国家和民族中普遍而长期地存在。在宗法制度的发展史上，嫡长子继承制只是某一特定阶段的产物，我国和世界一些民族在宗法制度发展中，经常的现象是不存在嫡长子继承，宗法统治仍长期存在。宗法制度包含了阶级对抗，不是纯粹的血缘组织。女性在宗法制度中，成为为宗族家族生儿育女以继承宗族家族香火的特殊性质的财产，是宗法性婚姻的共同特征。在世界历史上，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和阶级剥削制度的被推翻，是瓦解一切氏族血缘宗法关系的根本原因。     

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法律的变迁——以匈奴、鲜卑等"收继婚"的变迁为例

两晋南北朝时期以匈奴、鲜卑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后"收继婚"观念和制度变迁,讨论北方游牧民族法律变迁,揭示该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法律观念和法律制度变迁背后的社会经济原因。     

元代收继婚俗及其演变与影响

古代的许多民族都曾有过收继婚姻的习俗。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 ,曾在中原地区汉族之中推行这种婚俗。但到后来 ,收继婚俗在汉族和蒙古族中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是由社会的和经济的文化的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陈确的性善论

宋儒对儒学创新之一在于构建自己的心性论,这对于深化儒学,应对佛教挑战具有双重意义。但在具体论述或提法上也不乏疏失,清初诸儒大都对此有所辩驳,陈确也不例外。其基本观点是服膺孔孟尤其是孟子,主张性与情才气统一,反对彼此割裂,不赞同性的二元论,构建自己的性善一元论。与此同时又发挥《周易》＂继善成性＂的观点,着力在孟子所讲的尽心、尽性、尽才、扩充角度诠释性善,使性善落到实处,这与晚明王学末流空谈性善迥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