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范与重构：网络空间的社会乱象及其治理之策——以“饭圈文化”为例

“饭圈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在网络传播中遵循“文化模因”的生命周期规律，并在同化阶段、记忆阶段、表达阶段、传播阶段存在诸多乱象，这是典型的网络空间问题，更是一种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饭圈文化”乱象频发的主要原因有：外在环境层面的风险社会与加速社会的影响；主体行为层面的意见领袖“强模因”负向传播；内在精神层面的数字化时代的“群体性孤独”。解决“饭圈”乱象需在环境上加强平台的监督责任与法律的监督作用；在行为上发挥意见领袖“强模因”的正向传播力量；在精神上重塑道德榜样、增强粉丝的文化素养。     

脆弱制衡还是韧性共存——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模式探索

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是全球战略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网络与现实空间结合的不断深入，网络空间不稳定因素对战略稳定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不断显现，网络时代如何维护战略稳定成为国际安全重大议题。因此，应立足于全球战略稳定视角来探讨网络空间对现实空间和平与安全的影响，避免陷入单纯网络安全分析。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分析框架应突破传统核战略稳定思路，针对不同类型安全问题采取不同稳定模式。在网络空间中，既可利用共同脆弱性实现制衡，也可凭借安全韧性实现共存，这两种特性构成脆弱制衡与韧性共存两种战略稳定理想模式。在大国竞争背景下，中国应结合当前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有利与不利因素分析，在不同层面灵活采取脆弱制衡与韧性共存两种模式，推动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发展。     

网络空间财产犯罪的占有转移

网络空间财产犯罪的占有转移认定疑难问题凸显了双层社会中传统刑法理论与新型网络财产犯罪之间的适用冲突。认为网络空间财产犯罪中存在网络平台“错误认识”的观点不符合诈骗罪本身的逻辑构造，提供代码验证服务的网络平台不参与用户之间的占有转移。网络空间财产犯罪的占有转移实质上是财产性利益的占有转移，应当以“与原占有人人身相分离”的可转移性和“对于被害人具有财产法益”的财产性为标准划定占有转移成立的边界，且不得以数额不明确为由缩小其成立范围。在具体认定过程中，要采取“账户权限或记录的不可逆转变”的认定标准，区分网络空间财产犯罪的占有转移与占有的迟缓。     

网络空间发展与资源配置方式变革

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与网络空间的发展高度相关。与前三次工业革命不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是网络空间的发展。由于目前的网络空间更多地表现在服务业领域，而不是工业领域，它是否属于工业革命的范畴还有争议。但我们认为， “工业革命”一词已经属于一个与科技革命及其产业化相关的概念，与科技革命及其产业化是否发生在服务业还是制造业无关。在Web 20阶段，中国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在世界上处于先进水平，为我们发展数字和智能经济奠定了数字生态优势。因此，基于网络空间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率先发生在中国。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网络虚拟共同体的重构

网络虚拟共同体是数字化时代的共同体形式。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为分析网络虚拟共同体提供了基本坐标——共同空间和共同性。网络虚拟共同体处于稳固的共同空间中，而这种稳固性离不开现实中可以正常运转的数字化设备；网络虚拟共同体的共同性体现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主体自身以及网络空间的同质化。网络虚拟共同体所处的网络空间可以囊括全人类，进而同质化成为人类共同境遇。要解决网络虚拟共同体中的同质化问题，就必须在数字化时代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赋能高校美育发展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把美育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贯穿教育全过程，全面推动教育改革发展。深入探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思想在高校美育教育实践中的现实意义、实践困境与改进路径，并将平等尊重、交流共享、创新驱动及筑牢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与高校美育发展进行深度融合，能够有效引导青年学生正确认识美、欣赏美、理解美、创造美，从而开辟网络时代高校美育发展新方向。     

生态语言学视阈下的网络空间语言规划与治理

我国网络空间语言问题日益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互联网的健康发展和国家安全。当前网络空间的语言问题可梳理为语言失范问题、语言多样性与纯洁性问题、语言暴力问题。在生态语言学视阈下,应展开相应的网络空间语言规划与治理,包括抵制破坏性话语,推广有益性话语,以规范网络空间语言;增强网民规范意识,提升网民媒介素养,以优化网络空间环境;加强网络空间立法,推进网络实名制,以增加网络违法成本等。     

加强高校在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的建构

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主战场，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革新思维顺势而为，牢牢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要破解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现实困境，我们就要打好“组合拳”，从深入融合国家制度与高校管理制度、守正创新高校话语体系、主动建设平台等方面发力，将理论与工作实践有机结合进行路径构建，将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助力高校主流意识形态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