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效力三题

公诉是一种重要的诉讼行为,公诉的提起会产生多种效力。提起公诉后,法院必须开启审判;在审判过程中,法官的审判行为必须受到"诉审同一"原则的限制,他能否变更指控罪名取决于诉讼理念和审判方式;检察机关提出公诉后,它变更公诉的行为也要受到限制。     

四川刘汉涉黑敛财轨迹

持续发酵一年的四川“首富”刘汉被抓传闻终获官方证实．据湖北咸宁检察院通报,原四川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及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21项罪名被检方提起公诉。     

关于“两高”确立的刑法罪名再探讨

为了刑事司法的适用,作为掌握司法解释大权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准确地把握刑事立法精神,使"两高"作出的罪名解释都具有准确性和科学性,为刑事司法的具体操作指明方向。从目前我国的刑事司法解释来看,"两高"的罪名解释尚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存在着较多缺陷。因此,进一步加强对刑事司法解释确立的罪名的研究,对现行司法解释中存在的问题做进一步的完善,对于切实保证司法适用的高度统一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中日刑法受贿罪概要比较

贿赂犯罪是中日两国较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两国刑法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之一。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法制发展变化的复杂原因，使两国刑法在打击和规制受贿犯罪方面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较大差异。在不断完善对受贿犯罪的规定、增强打击力度的宏观方面，二者较为一致。而在受贿罪的名称设置、犯罪构成、量刑等方面又有较大区别。其中，在罪名设置、受贿的内容、受贿罪的构成条件方面，日本刑法的规定较为完善，值得我国借鉴。     

论选择性罪名的立法基础

选择性罪名是我国刑法典中的一种立法现象。选择性罪名的存在具有合理性和合目的性。其中,合理性主要表现在,选择性罪名是现实生活中犯罪高概率并发性的反映,也是立法者追求刑法条文简约性的表现。合目的性主要表现在,立法者通过选择性罪名的立法设置,可以增强刑法规范对社会生活的涵盖功能,提升刑法规范在行为评价上的信息传递,保证相同性质的犯罪之间法定刑的平衡。     

中国刑法中贿赂犯罪罪名体系的调整——以《刑法修正案(七)》颁行为背景的思索

中国刑法中贿赂犯罪的罪名体系,存在着严重的逻辑冲突和内在矛盾.<刑法修正案(七)>的颁行凸显了此种体系的不和谐.以<刑法修正案(七)>的颁行为背景反思受贿犯罪罪名体系的合理化,进而思考行贿犯罪罪名体系的合理化,推动贿赂犯罪罪名体系的全面合理化,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立法、司法价值.同时,在职务犯罪二元化立法模式的背景下应当坚持确定罪名的统一标准和反思影响罪名统一性的干扰因素,防止罪名确立中"自然人"和"单位"次级二元划分标准的介入.     

单项罪名中排除非法证据的困境与出路——以“蟹妈案”和程镇捷案为视角

在"两个证据规定"的适用中,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主要反映在共同犯罪、数个罪名的情况,而且不影响最终的定罪处理。在单项罪名下,因排除非法证据而导致无罪判决的案例极少。在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蟹妈案"与程镇捷案中,是否在单项罪名中排除非法证据成为争议焦点。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即将实施之际,依据程序正义,贯彻无罪推定理念和疑罪从无原则是解决单项罪名中排除非法证据问题的有效出路,也是实现刑事司法利益平衡的优化选择。     

非法下载歌曲餐馆老板被捕

马来西亚北部槟榔屿州一家小餐馆的老板因非法下载歌曲为顾客提供卡拉OK服务项目,日前被有关当局拘捕。如果罪名成立,这名店主将面临高额罚款和5年以下监禁。据此间媒体报道,这家餐馆     

困境与出路：信用卡诈骗罪的理论修正

信用卡诈骗罪与诈骗罪存在交叉竞合关系,而并非绝对的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对于冒用他人信用卡行为定性的争议,其根源在于将信用卡诈骗罪误读是诈骗罪之下的特殊形态,需要符合诈骗罪的基本构成要件。信用卡诈骗罪应当独立于诈骗罪之外,其构成要件应当表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妨害信用管理制度,利用或滥用银行对信用卡本身所授权的信用,所实施的侵犯他人财产权的行为。     

贿赂犯罪罪名刍议——以《刑法修正案（七）》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七）》已顺利通过,一方面,突破了在非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受贿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传统思维模式,客观上起到了降低控方证明标准的效果;另一方面,对于修正后的刑法第388条如何确定一个更加精准的罪名,＂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的范围如何限定,都是具体理解与适用该条规定时所不容忽视的问题。与此同时,修正案（七）中也有遗憾,＂谋利要件＂没有取消;第388条第1款的法定刑仍旧没有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