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散文概说

元稹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其文章是其立身行事的原始记录,足以再现其勤政爱民的业绩和引领时代文化前行的风范.元稹诗歌成就因作品散佚较多,显然不如白居易高,但文章可读.元稹制诏文和奏议占现存作品半数,史称"极文章之壸奥,尽治乱之根荄",当之无愧.碑铭、行状、祭文力求揭示主人公精神世界,真情贯注,摇曳生姿.<莺莺传>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小说创作提升到空前高度.元稹散文的首要价值是其历史文献性品格,其次是生活教科书品格.元稹散文蕴含着浓厚的情感成分,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在文体、文风、文学语言方面有开创性贡献,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重要一翼.     

内部秩序与外部战略:论《轮台诏》与汉帝国政策的转向——谨以此文纪念田余庆先生

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一文,在索隐探幽中将散见文献背后武帝晚年内外形势,隐然的武帝、太子集团矛盾边界清晰而又深刻地呈现出来,给人以认知深处的强烈冲击和震撼,对汉史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汉武一朝内外格局始分,内朝作为战略决议机构对汉武帝时期内外战略的展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汉帝国的内部秩序和外部战略交互展布实现了大汉世界帝国的崛起。肇始武帝早年夺嫡之争,其意识形态的建构一直藉重于方术集团,造成了帝国信仰的巫魅化,为各夺嫡势力利用,终酿巫蛊之祸。巫蛊之祸对武帝内政造成重大打击,在对外战略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也无力进一步拓展。以《轮台诏》颁布为标志,汉帝国对内对外政策出现重大转向。《论轮台诏》一文的基本结论难以动摇。     

从罪己诏谈领导的公共危机应对之道

罪己诏是古代帝王反省自身过失、承担道义责任的御用文书。论其起源,当从禹、汤开始。禹、汤罪己,取得了良好的效应,经过后世的不断附会神化,遂成为封建帝王效法的榜样,罪己诏也就成为他们笼络人心、拯救危难的一种手段。罪己诏大多是古代帝王在阶级矛盾异     

东汉诏除郎初探——以荫任除郎与上计拜郎为中心

诏除郎是在制度规定的拜郎之外,由皇帝临时特诏拜除的郎官。东汉官吏荫任子弟为郎非硬性规定的例拜,而是由于皇帝临时性的恩拜或特诏拜除,与西汉的任子制有异;皇帝从上计吏中拜郎与否,也全凭自己一时之兴,"一切之诏",没有一个制度化的规定存在。因而东汉的荫任除郎与计吏拜郎均为诏除郎。诏除郎体现了皇权在郎官外朝化过程中力图保持郎官家臣性质的努力,它的存在使三署中形成了诏除郎与孝廉郎的区分,其背后的根源则来自于皇权与官僚政治的博弈。     

《汉书》记汉文帝举贤良事辨误

<汉书>记汉文帝前15年再次下诏举贤良,<史记>不载其事,但<汉书>其实也并未见到过诏令的原文,根据的只是汉文帝给推举出来的贤良、太子家令晁错的"求贤诏书",其中提到了曾下过的"举贤良"诏令.由于把这道求贤诏书误解为下给所有被推举出来的贤良进行统一"策试"的"策诏",<汉书>以含混的笔法给其未读到过的"举贤良"诏令增添了两项并不曾有的内容:汉文帝要对推举出来的贤良"亲自策问",贤良必须作书面答卷.<汉书>进而又编造说当时有"百余人"参加了"对策", 晁错被评为第一,那时已经有了一套推举、考试、评比和录用人才的制度.<汉书>记建元元年举贤良,继续编造说当时有"百余人"参加"策试",造成严重的误传.<资治通鉴>沿袭并加重了这些错误.     

诏敕文体改良与中唐古文运动

中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在国势倾颓之时期待王朝中兴,推动儒学复兴,积极参与政治革新,在经世致用的需要下大力进行古文的创作。其中有很多人任当时的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他们利用掌书王命的职权,或以理论相号召,或以实践相支持,对诏敕进行了文体方面的改良和革新,使这一封建王朝的最高政令文体能够更好地为君主统治服务,同时也起到了推广古文写作的作用,构成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一部分。     

再议曹操高陵葬制——以对曹丕黄初三年诏的分析为中心

对于曹操葬制存在诸多争议。曹丕黄初三年(222年)诏所透露的有关曹操高陵葬制的信息,也为相关讨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现在看来,高陵"陵上祭殿"确实存在。被称为曹丕"终制"的诏令被赋予传世之戒条的意义,当时已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公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半公开的文件。不论魏文帝曹丕的本意如何,这一诏令所取得的宣传效应是明显的。我们以为这篇措辞严厉的文字值得注意的,还在于曹丕对于违诏"妄有所变改造施"的诅咒,体现曹操宣告薄葬的遗制,应当得以遵行。我们通过魏文帝曹丕"终制"的文字可以推知,如果他确实对于曹操"薄葬"遗令"有所变改造施",一定不会痛斥反薄葬行为是"愚俗所为",也不会自认"弃君于恶"、"爱以害亲"、"不忠不孝"之名,当然更不会使用"为戮尸地下,戮而又戮,死而重死"一类激烈言辞。很可能文帝黄初三年诏和文帝"终制"原本属于一个文件,也许统称为魏文帝曹丕"黄初三年诏"是适宜的。如果这一假设成立,则马端临注意到的"魏武父子遗令俱欲薄葬"就表现出了连贯性和完整性,其中所透露的有关曹操高陵葬制的信息亦有更值得我们确信的价值。     

明代皇帝的修省与罪己

明朝皇帝的修省活动较以往历代更为频繁,成化以后表现尤其明显,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常规化的政策反思手段.皇帝修省包括因自然灾害或天象异常而进行的消极的应对式修省,以及日常化的、为主动求过进行的积极式修省,修省范围只限于干天合之事,并不为人事而举.当修省不足以显示反思之诚意时,即颁布罪己诏书,这是皇帝反思活动的极致表现.明朝皇帝的修省和罪己行为反映了儒家圣王之责任担当的意义,具有弥祸、祈庥的宗教意味,也是安抚臣民、调整政策的承诺.明朝皇帝和士大夫对待修省行为的态度体现出帝制体系内君主与士大夫政治角色、理念之间的契合之处.修省与罪己作为一种内在的反省机制,对君德、君责的履行提出了要求和保障,使君主之行为具有极限,但这种对君权的限制仍相当朦胧.     

神圣与世俗：文字与图像中的西王母

西王母在先秦两汉时代可谓最重要的神话人物之一,但文字文献和图像资料记载的西王母形象却截然不同,不仅体现在其信仰的社会阶层属性上,更指向图文记述差异背后特殊的思想观念和政治话语权力,这种差异以西汉哀帝时"行西王母诏筹"事件为标志,显示了政治事件对一般图文叙事传统的深度影响。     

一道非同寻常的"即位诏"——明世宗"即位诏"与嘉靖初期改革

世宗"即位诏"的颁布,不仅稳定了政局,而且成为"嘉靖新政"的政治纲领.但是长达六年的"大礼议"阻碍了杨廷和等人改革的进程,使武宗弊政革而复生.尽管如此,"即位诏"清醒地把握了嘉靖初期政治的关键,因而很多内容被其政敌--"议礼派"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