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罪己诏谈领导的公共危机应对之道

罪己诏是古代帝王反省自身过失、承担道义责任的御用文书。论其起源,当从禹、汤开始。禹、汤罪己,取得了良好的效应,经过后世的不断附会神化,遂成为封建帝王效法的榜样,罪己诏也就成为他们笼络人心、拯救危难的一种手段。罪己诏大多是古代帝王在阶级矛盾异     

内部秩序与外部战略:论《轮台诏》与汉帝国政策的转向——谨以此文纪念田余庆先生

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一文,在索隐探幽中将散见文献背后武帝晚年内外形势,隐然的武帝、太子集团矛盾边界清晰而又深刻地呈现出来,给人以认知深处的强烈冲击和震撼,对汉史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汉武一朝内外格局始分,内朝作为战略决议机构对汉武帝时期内外战略的展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汉帝国的内部秩序和外部战略交互展布实现了大汉世界帝国的崛起。肇始武帝早年夺嫡之争,其意识形态的建构一直藉重于方术集团,造成了帝国信仰的巫魅化,为各夺嫡势力利用,终酿巫蛊之祸。巫蛊之祸对武帝内政造成重大打击,在对外战略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也无力进一步拓展。以《轮台诏》颁布为标志,汉帝国对内对外政策出现重大转向。《论轮台诏》一文的基本结论难以动摇。     

一道非同寻常的"即位诏"——明世宗"即位诏"与嘉靖初期改革

世宗"即位诏"的颁布,不仅稳定了政局,而且成为"嘉靖新政"的政治纲领.但是长达六年的"大礼议"阻碍了杨廷和等人改革的进程,使武宗弊政革而复生.尽管如此,"即位诏"清醒地把握了嘉靖初期政治的关键,因而很多内容被其政敌--"议礼派"所继承.     

元稹散文概说

元稹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其文章是其立身行事的原始记录,足以再现其勤政爱民的业绩和引领时代文化前行的风范。元稹诗歌成就因作品散佚较多,显然不如白居易高,但文章可读。元稹制诏文和奏议占现存作品半数,史称“极文章之壹奥,尽治乱之根菱”,当之无愧。碑铭、行状、祭文力求揭示主人公精神世界,真情贯注,摇曳生姿。《莺莺传》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小说创作提升到空前高度。元稹散文的首要价值是其历史文献性品格,其次是生活教科书品格。元稹散文蕴含着浓厚的情感成分,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在文体、文风、文学语言方面有开创性贡献,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重要一翼。     

从《北伐檄文》《大赦天下诏》看明代法制建设的特点

朱元璋《北伐檄文》和《大赦天下诏》是明初发布的两件重要法制文件。这两个文件虽然具有临时性的特征 ,但其中对元王朝衰亡原因的分析总结 ,以及体现出来的法制思想 ,却对整个明代法制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太平天国“翼王”爵号诞生考———对永安封五王诏的质疑

太平天国早期历史的相关文献表明,洪秀全封东西南北翼五王有一个先封东西南北四王后封翼王的过程,而且封五王诏的时间有可能被前移,形成了所谓的"永安封五王诏"。当时流传的许多太平军首领名单反映了"翼王"爵号之"翼"字来源于业已存在的"左翼公"和"右翼公",秦日纲曾任左翼公,石达开曾任右翼公。造成他们两人之间后来地位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石达开的个性特点和人文禀赋。     

初唐诏敕文撰制者述论

诏敕文是中国古代帝王专用的政令文体,具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拥有独特的撰写、审核、发布等运作体系.初唐时期的诏敕制度在沿袭前朝经验的基础上,为了顺应时代发展,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突出表现为“掌书制诰”不再是中书省的专属职能,初唐诏敕文在撰制者身份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论苏颋的诏敕创作

苏颋是初盛唐之交最重要的诏敕起草者之一,其诏敕作品与张说合称“燕许大手笔”。在张说的诏敕作品几近佚失的情况下,今人要想窥见“大手笔”的风采,就只能从苏颋的诏敕作品中一探究竟了。本文综合梳理了苏颋的210多篇诏敕以后发现,他执笔的诏敕骈散间用、融散入骈,用典的时候以熟典为主,骈对的形式和句法多变,同时以雄健的笔法展示出一种独特的时代精神气质。总的来说,苏颋的诏敕创作笔法雄健、气度雍容、辞藻壮美、格局明朗,既具风骨又不乏声律,为初盛唐之交的文风和诗风劈出一条新路。在诗歌领域“声律、风骨始备”的开元十五年到来之前,苏颋的诏敕创作已经率先在散文领域实现了声律和风骨的融合,为盛唐诗国高潮的到来导夫先路。     

论北宋在西北边疆地区的民族立法

由于西夏的服叛不常和吐蕃势力的向背,北宋西北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颇显复杂。宋政府通过民族立法积极展开对该地区的经略。民族立法以皇帝诏敕为主要形式,以经济和政治上的抚制结合为内容,大致包括对西北少数民族经济优待、从事边贸活动和授官任用立法等三方面。这些民族立法使北宋西北边疆地区的社会秩序得以维系、北宋国家利益得以保障。     

太原功臣与武德政争

在唐代开国过程中,太原功臣跟随李渊起兵,并且在从晋阳至长安的关键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随着李渊从军事政权首领向帝国皇帝身份的转变,其集团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太原功臣逐渐被冷落,李渊通过《褒勋臣诏》对他们的身份做出了限定,使之成为一个仅享有“免死”特权的群体。然而,太原功臣们并不甘心,于是,在武德年间的政治斗争中,他们日益分化,为了自己的出路而选择不同的立场。他们在政争中的命运,映射出了唐初政权性质的变化,也揭示出了唐初政权结构的某些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