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词语的文化内涵及翻译

本文对英汉数字词语,动植物词语,比喻性词语,顾色词语的文化内涵进行比较研究,以揭示两个民族在思维方式、传统观念、民族文化,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共同特征和个性差异.     

明前期皇帝的即位诏——从洪武到正统

即位诏书是帝制时代政策阶段性继替、关联的重要资料.文章将洪武至正统六位皇帝的即位诏书加以排比分析后提出如下判断:所有这些即位诏书都以申明新君即位合法性为要旨,并皆宣布大赦、新政条款,可见皇帝政治仍须取得与民心、普遍文化价值的契合,并非造成既成事实即可;建文帝即位诏表露出从威猛严苛转向文治宽仁的政策意向;明初诸帝中朱棣即位合法性最成问题;洪熙即位诏与建文政令相通.以宽仁休息为核心,朱棣、朱高炽父子之间的确存在重大政见分歧;宣德以后基本维系洪熙政令大轨.可见建文时期社会政策基本精神在洪熙、宣德时期得到部分体现;赋役沉重、军民逃离、司法严苛是整个明前期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政策难题;杨士奇在明前期政策基调转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洪熙到正统初年可能是士大夫群体在国家政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一个重要时期.     

试述唐高宗李治的《简择史官诏》

唐高宗李治《简择史官诏》中的"操履贞白"、"业量该通"、"谠正有闻"、"灼然为众所推"、"亦恐泄漏史事"五个标准,是我国古代遴选史官的第一个公开标准,是唐以前历代杰出史官优秀品质的结晶,是后来"史才"、"史学"、"史识"、"史德"说的依据之一。它不仅是当时一个胜任史官的必备条件,也是其后历代史官和史学家修养自身的标准,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的借鉴意义。     

《怀风藻》：日本汉诗发轫的标志

作为日本最早的汉诗总集,《怀风藻》标志着日本汉诗的发轫。它在编次方面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但侍宴应诏之作的连篇累牍,却表明当时的汉诗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娱情遣兴的需要。相形之下,模山范水和言志抒怀之作似乎乏善可陈。至于其艺术形式,则带有汉诗发轫期的不可避免的稚拙。尽管如此,它仍然不失为我们观照与考察日本汉诗的基点。     

中国行政道歉法律制度的历史传统基础

自古以来,我国行政道歉的事例就是屡见不鲜的。罪己诏作为古代最高统治者的行政道歉文书,是我国古代史的一个特有现象。传统文化中的"伦理榜样和政治权威合一的魅力型统治",造就了大量事实上存在的罪己现象,这无疑为当今行政道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太平天国“翼王”爵号诞生考———对永安封五王诏的质疑

太平天国早期历史的相关文献表明,洪秀全封东西南北翼五王有一个先封东西南北四王后封翼王的过程,而且封五王诏的时间有可能被前移,形成了所谓的"永安封五王诏"。当时流传的许多太平军首领名单反映了"翼王"爵号之"翼"字来源于业已存在的"左翼公"和"右翼公",秦日纲曾任左翼公,石达开曾任右翼公。造成他们两人之间后来地位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石达开的个性特点和人文禀赋。     

论苏颋的诏敕创作

苏颋是初盛唐之交最重要的诏敕起草者之一,其诏敕作品与张说合称“燕许大手笔”。在张说的诏敕作品几近佚失的情况下,今人要想窥见“大手笔”的风采,就只能从苏颋的诏敕作品中一探究竟了。本文综合梳理了苏颋的210多篇诏敕以后发现,他执笔的诏敕骈散间用、融散入骈,用典的时候以熟典为主,骈对的形式和句法多变,同时以雄健的笔法展示出一种独特的时代精神气质。总的来说,苏颋的诏敕创作笔法雄健、气度雍容、辞藻壮美、格局明朗,既具风骨又不乏声律,为初盛唐之交的文风和诗风劈出一条新路。在诗歌领域“声律、风骨始备”的开元十五年到来之前,苏颋的诏敕创作已经率先在散文领域实现了声律和风骨的融合,为盛唐诗国高潮的到来导夫先路。     

“诸侯子”小议

"诸侯子"一词历来有不同的解说,根据简牍资料文献记载分析,"诸侯子"应不是普通诸侯国人,而是汉初跟从刘邦统一天下的原六国诸侯支系宗戚。     

秦汉时期的诏事、诏使与诏吏辨析

出土秦器物铭文和封泥中有“诏事”或“诏使”“诏吏”二字,辨析众多隶释意见,实指同一职官。一般认为诏事是负责管理制造器物的职官,与属邦有关。但从职官命名原由来看,诏事本职实非负责管理制造器物,而是负责接待来朝聘的诸侯、友邦使者,是典客的属官。秦汉易代,文献和出土材料未见再设诏事之职。由于“诏”字作为皇帝专用的禁忌,“诏事”作为职名并未见有原来意义的设立,而汉代诏使与秦诏事名同实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