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诗人风、骚情结简论

从中唐元稹、白居易写实派,到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风雅“美刺”比兴的积极倡导,再到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颂美讽刺”的文学主张,均是《诗经》精神的最好体现。至于屈骚精神,则得到了中、晚唐诗人普遍而自觉的接受。韩愈、柳宗元继承并发扬了屈原“发愤以抒情”的言说方式,揭露黑暗,反映社会,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杜牧、李贺、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优秀诗人,或追慕屈骚精神,或力仿屈骚作品,或承传“香草美人”,或同情屈原遭遇,屈骚精神得到了人们普遍的称颂与赞美,并取得“风骚共一源”的认同,尤其是屈原为唐哀帝诏封为昭灵侯之后,屈原形象则更是空前高大。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法律地位探析

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的竹简《奏谳书》,是汉高祖七年谳疑狱诏法律化的产物,其所汇集的诸案例,具备规范整理为判例的法律基础;它们在经过因案生例、定期修例、引例入律等程序后又同时具有与汉代律、令同等的法律效力,成为汉代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比。竹简《奏谳书》是汉初一部宝贵的司法文献,其法律地位不容置疑。     

"属邦"发微

秦文字资料中的"属邦",其管理对象包括"臣邦",后者并非指的是战国时秦境内封国或臣服的诸侯."属邦"与"诏事"是并存的中央机构,看不出二者有明确的演变关系.从"属邦"组秦器铭文出发,延伸到秦简牍、封泥、传世文献,可知秦境内的非华夏族群,曾在秦社会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官员道歉之“道”

今天的官员道歉显然不能等同于古代帝王的“罪己诏”，从而不能以“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方式过份彰显道歉伦理政治属性。     

载沣:末代摄政王

1911年的爱新觉罗·载沣,命运变幻,真可以说得上是"冰火两重天"。头几年,这位年轻的清朝最高领导人、末代皇帝溥仪的生父、摄政王,不但把劲敌袁世凯"辞退"了,甚至也把自己的头像印上了大清银行的票子。不料却在1911年的3月遇到刺客刺杀。好在安     

论《劝勉婚嫁诏》颁布的社会动因及影响

《劝勉婚嫁诏》是唐太宗登基之后颁布的第一个婚姻诏令,它集中体现了唐政府对婚姻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指导思想。本文认为,隋末战乱及唐初平定战争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凋敝、人口锐减等是该项诏令颁布的主要社会动因。诏令的推行与实施,对于乱离之后唐代社会的稳定以及社会经济和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唐代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从两起社会性恐慌事件透视西汉晚期的社会危机

成帝建始三年的"闹洪水"和哀帝建平四年的"传行诏筹",是两起典型的群体性恐慌事件。"闹洪水"发生在京城,一天之内从社会下层一直闹到皇宫里。"传行诏筹"从春天闹腾到秋天,波及全国四分之一的地方,是一起经过精心组织、妖言不断放大而制造出来的群体性事件。两个事件清楚地表明,无论社会下层还是上流社会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社会缺乏安全感,一有风吹草动就恐慌起来。事件发生后,很快有人拿它来指责政敌,而不是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实际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消弭民怨。面对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西汉各级衙门直至朝廷都得过且过、搪塞应付,采取欺下瞒上、不报、漏报、少报等办法来敷衍塞责,直到乱局不可收拾。这说明,经过二百年的运转,西汉王朝这架专制机器已经彻底腐朽,小修小补不被允许,改弦更张更不可能,王朝政治陷进了死局。体制内的变革实在行不通时,有人就在体制外另辟蹊径,社会危机最终由绿林、赤眉起义集中表达出来,为西汉王朝和新莽时代的彻底终结划上了句号。     

中、晚唐诗人“风”、“骚”情结简论

从中唐元稹、白居易写实派,到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风雅“美刺”比兴的积极倡导,再到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颂美讽刺”的文学主张,均是《诗经》精神的最好体现。至于屈骚精神,则得到了中、晚唐诗人普遍而自觉的接受。韩愈、柳宗元继承并发扬了屈原“发愤以抒情”的言说方式,揭露黑暗,反映社会,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杜牧、李贺、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优秀诗人,或追慕屈骚精神,或力仿屈骚作品,或承传“香草美人”,或同情屈原遭遇,屈骚精神得到了人们普遍的称颂与赞美,并取得“风骚共一源”的认同,尤其是屈原为唐哀帝诏封为昭灵侯之后,屈原形象则更是空前高大。     

从儆灾诏令看北宋君主对天文灾异的应对

《宋大诏令集》所载儆灾诏令是自然灾害及特殊天文现象发生之时北宋君主颁布的诏令。就其内容来看,此类诏令的重点并不是诸如蠲免赋税、放粮赈灾等具体救灾措施,而是君主罪己思过、赦降罪囚、遣使巡察等针对百姓进行精神和心理抚慰的应对举措,蕴含着宣示君主仁德、树立君主权威、稳定社会秩序的文化、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