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道子与太极拳关系考——《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的可信性与价值初探

<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碑文的面世,为我们了解李道子提供了大量宝贵的信息.与相关史料比对研究,可以确定碑文的大部分信息比较可信.这些信息对于研究太极拳的起源、三教合一论以及古老的养生文化是弥足珍贵的.但是碑文中述及李道子为无极养生功的创始人则难以成立.有些论者认为李道子是太极拳的鼻祖,则是更加不可能的.不过,太极拳与无极拳以及千载寺的养生文化却一定存在着源远流长的承继关系.     

关于判决既判力先决要件的比较研究

从既判力目的论出发,两大法系国家对于"终局判决"的理解是不同的,大陆法系国家强调作为既判力之先决要件的终局判决需以判决生效为前提,而英美法系国家则无此要求.通过比较可发现,大陆法系关于既判力先决要件的设定较之英美法系的设定要显得更为严谨、也更具可操作性.     

大众文化"迷"的辨识力与创造力——费斯克关于大众文化的另一种视野

大众文本的类型化和标准化现象,曾受到一些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猛烈抨击.与各种类型化和标准化文本相对应的,是各种类型的"大众文化迷".以往的许多研究都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就是认定一个"迷"肯定在某些方面出了问题.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迷是各种类型化文本的过度的读者,他们不是精神错乱的或孤独的,他们的感受和认同在身份的生产性建构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着迷是一种参与式的、创造性的、寻找快乐的行为,它包含着两种行为的特殊性:辨识力与创造力.费斯克的观点,代表了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等的另一种大众文化分析视野,是可资当代中国研究者参考和借鉴的一种理论资源.     

贺敬之"楼梯式"诗歌的艺术来源

贺敬之虽然采用了多种多样的诗体形式,但只有楼梯式是最为引人注目的;这种艺术体式虽然有中国诗歌艺术传统的因素,但主要来自于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以及法国以阿波里奈尔为代表的绘画流派,三种艺术资源共同构成了贺敬之楼梯式诗歌的"观感的艺术"、"吟唱的艺术"和"力感的艺术"的特征,并以此成为其诗歌艺术的生命之源.本文主要从贺敬之楼梯式诗歌的艺术来源的角度讨论其构成要件,并对其艺术构成中的种种中外因素作出分辨与评价,以期对中国诗歌艺术的未来发展有所启示.     

鄂尔浑--叶尼塞碑铭文献古俗寻绎

本文从腾格里崇拜、圣山崇拜与力崇拜这几方面人手,从文化层面民俗学角度对鄂尔浑突厥汗国以《阙特勤碑》为代表的几个重要碑铭作了初步文化分析与探究,以期追寻突厥语族民族古代文化、思维观念、认识观念与礼仪习俗的某些特质以及若干典型形态.     

谈改变传统的人事管理模式

长期以来,人们常常把人事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混为一谈,其实二者的特点、范围和功能都有所不同。国内企业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大都停留在人事管理的层而上,其工作模式就是围绕着具体的事务性工作运转,如招聘、薪资、人员调配、档案管理等。原来用于人     

新时期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战略选择与能力提升研究

在动态、复杂多变的环境下,组织获得持久竞争优势,必须要更加重视企业的人力资源,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也更为突出,急需转型.一方面,人力资源管理需要致力于继续提供创造更高绩效的服务.另一方面,它也需要抓住当今市场经济下提供的机遇,创造更高的市场价值.为实现这一目标,人力资源管理可以通过提升组织创造性能力、领导力等途径来实现,为此本文将阐述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效果的路径,并阐述如何提升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的胜任特征.     

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力看“中国梦”的实现路径

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文化以其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在世界文化史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近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文化的传播力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辉煌和低迷给我们以启示:文化传播力与综合国力成正比,综合国力强,则文化传播力强,反之亦然。当下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中国梦"正在成为中国的一个新标识,我们要抓住机遇,通过提高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力,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助推"中国梦"的实现。     

部分请求诉讼的既判力问题研究

对部分请求诉讼的既判力问题,诉讼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认识,大体上可以分为部分请求全面肯定说和部分请求否定说两种相对立的观点。部分请求诉讼全面肯定说、部分请求否定说中根据原告是否明确表示该诉讼请求是部分请求来决定是否允许原告再提起诉讼以及在原告做出明示的场合下根据原告是胜诉还是败诉来考虑是否就剩余请求允许原告再次起诉的主张都不能令人信服,相比较而言,部分请求全面否定说较为合理。在我国,应当原则上采取部分请求全面否定说,采取减少部分请求诉讼的合理措施,并例外设置允许对剩余请求提起诉讼的特殊情形。     

“私人执法”是否存在——与徐昕教授商榷

《法律的私人执行》(以下简称《执行》)一文在《法学研究》上发表以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时徐昕教授所提出的"私人执法"的概念与其运用的历史分析方法和法经济学分析方法给我们带来了启发。但是为何私人能够执法?以及"私人执法"这个概念能否成立?法社会学或者法制史研究的实证主义(legal positivism)进路单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在日常生活中,"私力救济"现象固然存在,然而这种救济在多大程度上可命名为"私人执法"更是一个法学理论的问题。社会中的"私力救济"现象若要转化为"私人执法"的法律概念必须面对科学性、合法性、有效性等问题。换言之,法理学中能否科学地推导出"私人执法",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必须同时进行规范的法理学研究。通过分析不难发现,私人执法的概念中蕴含着巨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