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词史观探论

胡适词史观的基础有两个 :一是文学进化论 ;一是文学形式起于民间 ,死于文人的循环论。其词史观在宏观上基本符合实际。解放后的词学研究仍能感受到胡适的实际影响     

胡适的中西文化观

国学思想浓厚的胡适留学美国,深受西方现代文化观念影响,积极向国内输入现代思想和新方法.他倡导文言一致的白话文;强调发展科学,融合中西文化,充分世界化,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为中国能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而努力;并不失时机地向西方宣传介绍悠久的中国文化.     

共鉴“五四”：西学东渐、指向启蒙与政治现代性——以苏雪林、胡适与周作人的“五四”观为支点的学术考察

文章以苏雪林的《中国文学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与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三部新文学史著述为研究对象,解读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如何在不同视角下建立自己的＂五四＂观。研究表明,就＂五四＂的发生而言,苏雪林认为西方思潮对中国人生活形态的影响应是主要因素,而胡适敏锐地从古文向白话文的转换入手,认同＂语言＂革命是＂文学＂革命、＂文化＂革命之先声,周作人则更多倾向于＂言志＂这一传统诗学精神在社会变革期的反映,认为＂五四＂与明代文学革命运动如出一脉。三种不同的＂五四＂观,实际上反映了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从不同层面反映了如何用自己的眼光来审理＂五四＂这一学术命题。这反映了＂五四＂所产生的动因乃是＂启蒙性＂而不是＂革命性＂的,无论同时代人如何解读＂五四＂,其出发点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启蒙＂,苏雪林对于＂五四＂发生之解读,在更高层次上囊括了胡、周二论,是相对全面的。最后,笔者进一步总结,发现＂五四＂的深层次意义在于,促进了白话文与大众传媒的普及进而导致政治现代性的转变。     

历史与实验：发生学方法与胡适“文学革命”的方法论

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与实践,包含着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体现了“历史的方法”与“实验的方法”的有机结合。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期,接受了杜威的实验主义思想,开始用发生学方法来理解“历史的方法”,而发生学方法又与“实验的方法”相贯通,这就为胡适将文学革命中“历史”与“实验”两个面向整合起来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通过发生学的方法的运用,文学革命就成为对历史上白话文学的自然趋势之有意识的控制、引导与实验。发生学方法不只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贯通了文学革命的“历史/过去”与“实验/未来”这两个面向,从而保证了胡适文学革命主张逻辑上的自洽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同时也让胡适得以在传统中发现和体认现代性的因素,为其“中国的文艺复兴”事业提供精神动力。     

胡适与中国科学社

曾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播火拓荒的中国科学社,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人物的胡适曾是中国科学社的重要成员;而胡适对白话诗的倡导也得助于他与科学社的朋友们之间的切磋和争论。但当时反对胡适倡导白话诗的主角也是科学社的成员,因此,不能简单地依据白话诗之争中的立场来划分新旧文化营垒,而需要作更深入、具体的分析。     

臭鳜鱼和胡适一品锅

一历史上的徽州府由歙县、黟县、婺源（现属江西省）、休宁、祁门和绩溪县（现属安徽省宣城市）六县组成,数百年间,形成了独有的徽文化,徽菜正是其中灿烂的一部分。如今的徽州只是一个文化概念,并非行政概念。几乎所有人对徽菜的印象都是由一条臭鳜鱼开始的。关于臭鳜鱼的来历有这样的说法：相传,出产在长江流域的鳜鱼是徽州人爱吃的一种鱼类。     

一见胡适误终身

民国年代，胡适是知识女性们眼里的偶像，以至有言称：“未见胡适已倾心，一见胡适误终身。”许多女性拜倒在胡博士的西装西学下，     

谈胡适对曹雪芹卒年的看法

胡适治学采科学态度，尊重证据，也不讳言己误，从他对曹雪芹卒年的看法三度改变即可见出。从“甲中说”到“壬午说”，再转变成“癸未说”，都是依据新出证据。曹雪芹卒年的三种看法中，当以胡适最后认定之“壬午说”较近事实。     

传统与现代二元教育和安徽现代文化名人的成长——以陈独秀和胡适为例

陈独秀和胡适分别生长于传统文化发达的安庆地区和徽州地区,从小都接受了较系统的传统教育,青少年时期又接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对他们的成长均产生了重要作用,其中传统教育对他们学习和接受西方思想既有消极作用,也有积极影响。通过对他们所接受的二元教育的个案考察和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具体和深入地了解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在现代文化名人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简评五四时期胡适的白话文改革和问题与主义之争

五四时期,胡适发动白话文改革并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但直至今天这两件事仍颇受争议。正确认识这两项运动对于指导今天的文化、政治仍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