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的民间工艺——老黄县的民间窗染花

说起中国民间传统工艺,我们会想到很多:木版年画、泥塑、面塑、糖塑、吹糖人、砖雕、瓷刻、微雕、木偶、皮影、蜡染、刺绣、织锦、剪纸、风筝、脸谱、面具等等.其中,剪纸,风筝这些常见和我们耳熟能详的民间工艺,发展也正盛,这点尤其是学设计的同学深有体会.     

如何养好长寿花

我开始养长寿花,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对门大嫂家的孙媳妇整理修剪她的花卉时弄下几枝嫩杈,给我送过来说:“奶奶,这是长寿花上剪下来的,您看能否栽植?”我一听是长寿花,就非常喜欢,谁不盼望长寿呢?于是,我说:“谢谢你,我试试看。”就这样,我把几枝小枝杈接过来,视若珍宝,小心翼翼地插到一个玻璃瓶里,放入净水,静观其变。     

吴蓉瑾:默默耕耘 静待花开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教育与技能部部长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曾到中国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参观,后来在他所撰写的《超越PISA》一书中称赞道:“这里为打造21世纪的学习环境起了引领作用,把新型科技和学生所需要的认知社会技能与情感价值进行了融合,为大家提供了很好的启发。”这所小学的校长叫吴蓉瑾,她扎根基础教育28年,通过实践不断追寻着自己的梦想。     

文化的过渡与文学的新生——论《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复杂意义

茅盾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从多个层面反映“五四”前后新旧文化的过渡,表现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变革和时代特征。在《霜叶红似二月花》的文学形式上,茅盾尝试突破以往的创作模式,回归到小说艺术、自身成长经历和传统文化价值观,表现出突出的本土化艺术风格。但在这部作品中,茅盾也面临艺术自我的回归与时代创作要求之间的冲突,导致该作品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新旧文化过渡等问题时存在艺术上的失衡。     

蓝色的梦——胡麻花

每每见到蓝色的花,我就想起小时候的胡麻花。长大后,当兵离开家乡,就再也没见到过胡麻花了,再次见到它,中间已隔了40多年。那年我回老家,去薛脊梁看望小姨。站在高处俯瞰,薛脊梁的一条条沟壑、一道道山梁、一片片绿油油的田野、一片片金黄色的麦田,美得似一幅图画。再往远处眺望,一片蓝紫色的花儿映人眼帘,我定睛一看,那不正是我魂牵梦绕的胡麻花吗!惊喜之余,我赶快停好车,过去欣赏那蓝色的“迷情梦”。     

教学“静待花开”的理性探讨及实践诉求

教学静待花开意指老师对学生处于一种积极的期待状态之中,其焦点是学生成长的过程。它要求教学要遵循学生的生长规律、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且教师对学生要进行适度等待并学会智慧性修枝剪叶。其立论基础,源于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建构主义知识观和人的本质是生成这三种观点。现实中之所以出现实施困境,根源在于功利主义视域下的教育观、错误的发展观、知识观和重结果的单一评价体系。为追求理性的教学静待花开,应采取以下措施:树立以生为本的教学信念、理智性的进行教学等待、教学过程中的适度教导和实行重过程的评价方式。     

逃离幽暗：虹影小说中重庆形象的文学性建构 ——以《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为例

在《饥饿的女儿》与《好儿女花》两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中，虹影主要是从叙述历史、空间叙事与女性叙事的角度展开对重庆 形象的文学性建构。首先，虹影在历史维度上主要书写了重庆南岸饥饿的大饥荒年代与苦难的文革年代；其次，虹影将写作视 阈限定在重庆南岸，并率先奠定一种“幽暗”的叙述氛围；最后，虹影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塑造出了一批在绝望中挣扎、逃离 幽暗的女性形象。虹影基于其“主观经验感受的生活”，构造出一种独特的贫民窟城市形象和独特的贫穷市民形象，这使得虹 影在重庆文学史上刻画出一种独特而个性化的重庆形象——挣扎在生活边缘的城市贫民如何直面“幽暗”，追逐“光亮”。     

楼与花 ——《小山词》的女性书写和身世之感

晏几道的《小山词》大多书写歌儿舞女的音容笑貌、深婉情思和人生际遇，这些女性原本是词人可以亲近的对象，可是词 人家道中落、辗转飘零的人生经历拉开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使女性仅仅停留在他对往昔的追忆和留恋中。由于花与人类的文 化精神之间存在着同构关系，因此晏几道便用花衬托或比喻女性的美好，以花联结自己对女性的记忆，既赋予了女性美深刻的 内涵，又展现了他和女性在叶底花间的情爱体验。所有的书写均由晏几道的视点出发，他将女性作为自身情感的载体，颠覆了 将歌女视为遣兴娱宾的工具、忽视女性主体经验的创作范式，赋予词作思想情感的超越性和艺术上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