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干部档案的阳光管理之路

近年来,随着社会监督的不断加强,弹簧年龄、虚假学历、注水履历、不实身份等干部造假问题屡见报道,“三陪女”宣传部长、“舞女”法官、司机局长、死刑犯开发区主任、逃亡嫌犯党校副校长等造假干部纷纷落马获刑,而政坛“神童”“神女”一经公示则举报不断,见光就死,不仅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也让业内外人士对加强干部人事档案阳光管理呼声如雷。     

虚假信息诈骗老年人，乱象背后的深度调查

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在方便老百姓生活的同时,也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近年来,一些犯罪分子为了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故意编造各类虚假信息,或将其录音后传送给固定电话用户,或将其编辑成短信后发给手机用户。许多不明真相者尤其是退休在家与社会接触较少的老年人,更容易上当受骗,遭受财产和精神上的双重损害。     

广告犯罪立法之完善 ——试论制定广告诈骗罪的理由及其构成特征

我国广告犯罪立法的缺陷以及一般诈骗罪所打击诈骗行为的局限促使设立广告诈骗罪成为必要.本文拟对广告诈骗罪的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四个构成要件进行探讨,并在与一般诈骗罪的比较基础上对本罪进行认定.     

虚假广告与媒介责任

虚假广告的不断增长使得其已成为危害性最大也最为常见的一种广告违法行为。为此,各有关部门也采取了一系列打击广告主的做法来打击虚假广告的活动,然而效果不大。其实,除了广告主应为虚假广告负责外,作为中间“桥梁”作用的大众媒介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     

“漂绿”的竞争法规制

随着绿色需求对商品经济的渗透,环境友好产品、服务或实践的声明愈加普遍。不乏企业作出虚假或误导性的绿色声明即实施“漂绿”（greenwashing）。“漂绿”对竞争者、消费者和公共利益造成了损害,亟需法律规制。根据“漂绿”的界定及对美国竞争法规制“漂绿”案例的分析可证明竞争法规制较为有效。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九条和第十四条和“漂绿”最为关联,但因条文的局限,不能完全有效规制“漂绿”,应作修改：明确“漂绿”的标准和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概念;允许利益受侵害的消费者作为诉讼主体;增加一般条款和规制“漂绿”的条款;加强“漂绿”企业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     

论证券市场虚假陈诉民事诉讼案件的诉讼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正式作出司法解释宣布受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使得对于受损投资者的保护有了具体的诉讼机制。但是由于该通知固守传统的民事诉讼的模式,很难有效解决复杂的虚假陈述民事案件赔偿的问题。提出应当大胆借鉴美国的集团诉讼和律师胜诉酬金制度这两种制度,以解决我国虚假陈述民事案件的诉讼机制问题。     

虚假会计信息的经济学分析

从企业管理层、企业所有者、地方政府、债权人等不同层面深入分析了我国证券市场和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对虚假会计信息的旺盛需求的内在动因;并从虚假会计信息的供给者及其供给动机、供给条件等方面说明:在我国目前制度和经济环境条件下,供给方具有满足虚假会计信息需求的能力。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治理会计造假、消除虚假会计信息的政策建议。     

虚假网络评论对消费者在线搜索与购买决策的影响

基于虚假网络评论的特点,将虚假评论分为宣传造势、恶意诋毁、以优抵差三种类型,分别检验三类虚假网络评论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的差异性以及对其信息搜索过程的影响。研究发现购买经验品的消费者受宣传造势类虚假评论影响显著,而搜寻品的购买者不会受其影响;恶意诋毁类虚假评论对"革新者"和"模仿者"的购买意愿都有显著性影响,但对于后者的影响明显高于前者;以优抵差类虚假评论无法稀释低价商品差评的影响,而对高价商品差评稀释作用显著。实验同时证明了虚假评论的存在会增加消费者的时间成本,降低其对整体评论的信任感知。     

民事检察监督现状及其完善——基于虚假诉讼的分析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为损害第三人利益或逃避执行而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的现象愈演愈烈.虚假诉讼的违法性、危害性和规制虚假诉讼的现实不足,使得检察机关对虚假诉讼的监督成为必要.对虚假诉讼的检察监督应当以事后监督为主,而且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一般应依申请监督,只要因虚假诉讼受到损害的第三方没有提出申请,检察机关也无须启动监督程序,如果虚假诉讼损害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可以依职权进行监督.在监督方式上,应该充分考虑抗诉的“刚性”和检察建议的“柔性”,并适当适用实践中的其他有效监督方式,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制度合力.在监督手段上,要充分、正确行使调查核实权,保证监督的实效.     

论恶意调解问题规制路径的构建——以完善民事检察监督权为视角

虚假诉讼案件常常以调解方式结案,双方当事人在调解中恶意串通达成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调解协议,既有损司法公正又浪费司法资源。出于维护司法秩序、弥补案外人收集证据能力不足和震慑恶意调解当事人的需要,应对虚假诉讼中的恶意调解应重点发挥检察机关检察监督权的作用,建立检察机关应对恶意调解的体系性制度。检察机关可以从关注对恶意调解案件的识别、合理利用违法行为调查权、充分发挥检查监督手段的作用以及落实责任追究机制四个方面对恶意调解问题进行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