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习汉语文的启蒙课本说起 尼雅遗址出土汉简小记

上世纪初以来,尼雅遗址除了出土大量的佉卢文简牍文书以外,还出土了一些汉文木简。截至目前,这里总共发现各种文书1191件,其中汉文文书约100件。这些木简无疑是研究新疆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表明了汉晋时期精绝、鄯善等西域地区也使用汉文字。1901年至1906年,英国人斯坦因在尼雅遗址内获得62枚汉文木简。     

唐朝收抚于阗与西域交通体系的建立及完善

利用传世史籍与和田当地出土文书，详细考察了唐朝建立后于阗王国的归附，以及唐朝与西突厥余部及吐蕃王国在于阗及其周边地区的争夺，并且阐述唐朝建立安西四镇、设置毗沙都督府等军政建置，设立和完善相应的交通体制等举措，根据出土文书来展现这些体制的具体运作情形。这是唐代西域史和丝绸之路史研究的多学科成果。     

精神实录与边塞想象：杜甫《前出塞》《后出塞》疏证

《前出塞》和《后出塞》的创作时间旧注多有歧说，根据内容判断这两组诗当作于安禄山起兵到关中失陷之前，两组诗歌的创作时间相隔不远。突发的战事引起了杜甫对出塞、军事等问题的反省。杜甫放下士大夫的身份意识，自觉地站在从军者的立场上叙述出塞的经历，深入探寻出塞作战的心路历程，并对当时流行的建功受赏传统观念作了冷静的反思，对战争的真相做出了直接判断，这是杜甫对乐府诗歌艺术特色和社会功能的独特理解。旧注认为《前出塞》是为哥舒翰备吐蕃而发的，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如果按照诗史互证的思路来推求，杜甫笔下的出塞指向是西州为中心的安西北庭区域。但是杜甫本人从未有过出塞西域的从军经历，友人岑参从军西域的经历及其所作诗歌，可能对他合理掌握写实与想象之间的艺术张力提供了借鉴。     

西汉经敦煌郡与匈奴在西域地区的争夺

汉武帝时期，西汉在河西击败匈奴并设置河西四郡，之后直至宣帝神爵年间，西汉以敦煌郡为基地，向西与匈奴争夺西域地区的控制权。在此期间，西汉首先经敦煌郡与西域南道，争得了对鄯善的控制权；再屯戍于渠犁、轮台，连通西域北道，同时通过联姻与乌孙结盟，对匈奴在西域东部的势力形成合围之势；之后西汉与匈奴对“车师六国”展开争夺，并形成彼此制衡的状态；最后，随着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归降与汉西域都护的设立，西汉最终赢得了对西域的争夺战。通过对传世文献与出土汉简的考证，我们可以较为清晰与详细地还原这一过程，而处在西域与河西阵地前沿位置的敦煌郡，始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考古所见张骞时代之大夏：阿伊·哈努姆的最后阶段

“大夏”之地，较为广泛地为中原人所知，见于张骞出使西域回来后向汉武帝的报告中，其地望所在，在“大宛(费尔干纳盆地)东南二千余里、妫水(阿姆河)南”,即今阿富汗北部、兴都库什山以北的阿姆河上游两岸地区。“大夏”是张骞亲身访问的四个中亚大国之一，汉武帝曾对其表现出格外的兴趣，“数问骞大夏之属”,通乌孙、事西南夷皆由此而来。在张骞笔下，大夏是一个土著定居、城邑林立、民弱畏战的国度，是可以“招来而为外臣”的对象。不过，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张骞到达时期的大夏城郭仍不甚了解。在大夏考古发现的诸多城址中，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是发掘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了解情况最多的城址。根据发掘者的分期，阿伊·哈努姆的最后使用阶段与张骞到达的时间相差不多。本文拟结合阿伊·哈努姆的考古材料，尤其是其最后阶段的资料，对张骞时代大夏地区的历史状况进行初步考察。     

探寻西域都护府的关键遗址 乌什喀特古城小记

乌什喀特古城原名于什伽提、玉奇喀特,位于阿克苏地区新和县玉奇喀特乡玉奇喀特村西北1.5公里。这个古城遗址保存相对完整,分为外城、内城及宫城,中内外三圈围合,形成三重城结构。在维吾尔语中,“乌什喀特”意为“三重城”。乌什喀特古城外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大致呈东西向坐落,东西长约1800米、南北宽800米,残高约3米;东墙、南墙残存低缓的墙垣,北墙、西墙以及南墙西段已辟为农田或林带。     

它为何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卓尔库特古城小记

建立西域都护府,是汉朝中央政府管辖、治理西域地区的一项重大举措。《汉书·西域传》记载:“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彼时,西域都护所辖范围包括塔里木盆地及葱岭以西、天山以北,其治所设于乌垒,乌垒“与都护同治”。     

融合中原和西域文化“DNA”的画像 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伏羲女娲图》一瞥

阿斯塔那古墓群位于吐鲁番市高昌区北郊的荒漠戈壁中,是自西晋至唐代以来高昌王国居民的公共墓地。1965年,在阿斯塔那古墓群中发现了一批绢画和麻布画,其中就有《伏羲女娲图》。后来又陆续发现了数十幅《伏羲女娲图》,现有28幅收藏于新疆博物馆,均出土于吐鲁番地区。伏羲和女娲是我国古代神话中的人类始祖。     

西域山水：理解中国边疆——内地关联性的一种广义要素

山水景观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也是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的重要基础。作为中国山水的组成部分，西域山水不仅构成了地理—历史关系的一部分，而且以其独特的文化意蕴，成为中国山水结构的重要类型，进而成为我们理解边疆—内地关联性的一种广义要素。这种广义要素，通过地理稳定特质与人文积累特质的沉淀，深化了我们对于内地与西域历史互动的理解，并经由对地理景观以及细节要素的呈现，在边疆思想史的维度上提供了一种认识边疆区域间铰接关系的知识类型，进而为系统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有标识与符号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