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助式整体薪酬方式探析

正当大家在为神奇小子丁俊晖夺得斯诺克中国赛冠军而欢欣鼓舞的时候,4月8日的金陵晚报以<大学生考研不成求职受挫流浪三年捡吃垃圾为生>为题,报道了这样的消息:南京某大学毕业生张新生,2002年毕业后留在南京,在汉中门桥洞下居住3年,靠捡食垃圾为生,如今又突然失踪.     

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人文缺失

“以人为本,爱岗敬业”是新 时代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总的指导 思想。“以人为本”中的人,不仅 涵盖了对教师职业道德的基本要 求,也反映出对教师的人文关 照,体现了师德建设的人文意 蕴。而实际中,师德建设恰恰缺 乏对教师应有的人文关怀。     

奥斯曼帝国后期中东与西方的文化交流

奥斯曼帝国晚期,西方文化开始渗透到中东社会生活当中。中东和西方的交流活动主要沿着以下层面展开。第一,作为中东现代化进程的先驱,埃及率先与西方的文化交流。第二,西方对中东地区的入侵对双方文化交流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第三,中东文化的宗教性与西方文化世俗性抵制与交融是二者文化交流的突出特征。奥斯曼帝国在遭受西方工业文明冲击的同时,也开始反省自己的不足,并从中吸取教训,力图自强求新。另一方面伊斯兰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还是保留了下来并且经受住了这种冲击。     

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与移情体验

文章从人本主义学习观出发,从研究移情与语言教学的关系入手,通过追踪英语写作教学的发展变化,说明移情在写作教学中起着日益显著的作用.对此,文章从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论述了外语写作教学中如何进行移情的问题.     

马斯洛“自我实现”的实质

“自我实现”是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核心命题。研究它的实质，对于我们客观地评价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自我实现”概念的历史渊源入手，通过分析马斯洛几本著作中“自我实现”概念的意义，探讨了马斯洛“自我实现”的实质。认为马斯洛的“自我实现”实质上是指潜在人性的一种自然显露和现实化过程，是理想人格的完善，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是人发展的根本动力、途径和目标，是自我意识和人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     

全球化语境中的对话文化学的建立

文化是永远朝向自我认同而存在的人的现实生活。由全球化凸现出来的文化冲突反映了人面对异质性存在而产生的自我认同危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内容上,而且表现在它们在当今人类文化格局中所处地位的不同上,即西方文化处于权力话语地位,而中国传统文化却岌岌可危。文化对话不仅是人类共建一种异中求“和”的世界文化新格局的正确途径,而且是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正确途径。在当代,建立对话的文化学已刻不容缓。建立对话的文化学不仅是一种普遍的对话范式在文化理论中的确立,而且要求我们在文化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展开对权力话语的批判。     

西方国家公务员面面观

严格筛选,门槛很高南于欧美国家近百年来历经多次行政管理制度层面上的改革,公务员人事录用任免制度都比较完善,形成了一套相当复杂的公务员管理规程。这些国家政府层级较少、机构轻灵、职位设定合理。美国政府层级一般只有联邦、州、市3级,其余大都是行业或区域协会自律组织。2004年,美国联邦和州一级的在职税务官员有14.3万人,而涉税的中介组织成员却高达38.7万人。正因如此,这些国家进入政府公务员系列的门槛都比较高,并要求在忠于国家和道德诚信上无可挑剔。在法国,新录用的公务员要到行政管理学院进行2年的专业培     

文化与社会:我的文化研究之路

托尼·班奈特(TonyBennett)是当代英国文化研究的著名代表人物,对文化研究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的发展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他的自选集《文化与社会》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集了作者到目前为止的理论思考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作品。本文作为《文化与社会》的自序,结合文化研究的发展及作者的学术道路和生活经历,详细叙述了他自己思想的发展过程,并且对全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东西方文学理论的差异

这里发表的是一位越南学者对东西方文学理论差异的看法，作者认为，与西方文学理论偏重客体．注重“再现”不同．东方（主要是中国）文学理论偏重主体，注重“表现”。相应地，西方重叙事，中国重抒情：西方要求反映的“真实”，中国强调作家的“真诚”；西方强调的是对世界的确认．中国强凋的是对世界的感认，这一切与西方商业发展较早，中国自古重农不无关系。     

欧美史学的引入与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一个当代学术史的考察

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史学经历了三次转型,多种"新史学"次第登场,旧传统崩塌,新传统难以确立,以致当前的中国史学在理念、结构、范式、知识体系、研究方式乃至表述形式等方面,均打上了深重的外来印记。中国史家越来越离不开欧美史学的模式及启发,同时也感受到越来越难以承受的文化压力,由此引发"中学"和"西学"、传统和现代、政治和学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多重博弈。为了走出困局,中国史家纷纷设想以多种方式构建自己的史学话语体系,冲破欧美史学的笼罩。然则要在当今学术全球化的时代实现这一目标,不仅不得不继续借用来自欧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还必须取得能为欧美史学界所认可的研究成果。这一悖论无疑进一步加重了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