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

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云南发生了“马嘉理事件”———英国翻译官马嘉理在腾冲被杀。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为此对清廷虚声恫吓,大肆讹诈。清王朝内忧外患,表示妥协,乃派李鸿章与威妥玛签订《烟台条约》,除赔款及增开商埠外,还答应派一名使者去伦敦,向英国女王当面谢罪。英国当时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清廷打算将这名使者留驻伦敦,作为大清国派驻英国的公使。这样,对派驻的使者就必须有所挑选,要求具有相当的地位、才能和声望。时任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焘首当其选。中国要向外国派出长驻使节,这是破天荒的事。在一班守旧官员的心目中,“天处乎…     

第三只眼看电影分级

去年,在无锡举行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上,一部描写同性恋、乱伦等内容的电影《二月四日》被安排在当地一个小学放映,在学校中引起轩然大波。 今年3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王兴东向大会提交了一份题为《实施“儿童不宜”审定标准,电影产品分级制势在必行》的提案,呼吁有关方面尽早制订和实施电影产品分级制法规。电影局局长童刚也明确表示,要积极推进电影分级制的制订和实施。     

西方管理理论发展主线评析

西方管理理论是为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产生的管理思想,对它的发展过程进行整体评析,梳理出它的发展主线,对于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和现代企业管理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西方管理理论萌芽于18世纪至19世纪英国及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革命,正式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末,它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四个完整阶段,目前正进入第五个阶段。综观西方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过程,都普遍重视对人的研究。不同的管理理论几乎都是建立在对人的本性、动机等不同的认识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所以,我们认为西方管理理论…     

身体如何诠释心灵？

近两年的电影情色潮,一浪接着一浪,仅戛纳、柏林、威尼斯三大电影节,就常有“春潮涌动”,挑战尺度、引发争议乃至令观众中途离席的情色片,屡屡成为招眼的风景,其中不少还出自名导演之手。以情色为壳,还是以情色为本,这牵涉到电影人的文化体位问题,其效果也截然不同。     

向香港电影学什么？

时至今日,内地影人仍只看到了香港电影浅层次的娱乐,只看到了其中的武打或搞笑,以及其明星制和商业性,认为只要降低一下思想深度并在影片中加入这些元素就是香港电影了。事实上,香港电影绝非如此简单,它成熟、规范而又严格、精细的电影市场,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电影产业化操作模式,它贯穿始终的纯娱乐精神以及由之引发的类型化制片策略,它的电影叙事的极致性,以及节奏较快、噱头密集、追求具体细节等特色,才是其真正的精髓所在。     

朱茵：再生花开

朱茵，30之上，脱了仙子的外套，重新上了颜色，调子定在缓慢上，漫漫切切，一个有经历有故事的女人，讨巧的突变成性感女神。 20岁时她的名字和王晶、周星驰、郭富城、黎明在一起，影院一年播她五部电影，她是大话西游中走出的那个爱情女神，可是她后来却说“永远不要再提那个人”。 30岁时她爱上楼下过气的音乐人，剪发，修身，有了低调的男友，只接很少的戏，却在世道低迷之时大玩音乐。一夜之间，已把过去的保守矜持通通抛开。 依然是那么真性情，依然是性感的近乎完美。 时间为证，再生花开。     

东西方文学理论的差异

这里发表的是一位越南学者对东西方文学理论差异的看法，作者认为，与西方文学理论偏重客体．注重“再现”不同．东方（主要是中国）文学理论偏重主体，注重“表现”。相应地，西方重叙事，中国重抒情：西方要求反映的“真实”，中国强调作家的“真诚”；西方强调的是对世界的确认．中国强凋的是对世界的感认，这一切与西方商业发展较早，中国自古重农不无关系。     

祛除独裁的阴影——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模式解读

尽管制度上的法西斯主义已经消灭,但是今天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中叶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和批判工作,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所开创的对法西斯主义研究的多重维度有待于我们进行细致的整理.本文力图结合其四个代表人物,立足于原著,通过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勾勒出三种不同的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的模式即:制度批判、心理批判和社会关系批判.     

山西电影文化产业现状扫描——基于SWOT分析

山西电影文化产业近年来持续快速发展,通过对山西电影文化产业现状的观察与分析,使用SWOT分析方法对影响山西电影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外部优势和机遇进行梳理,并对制约山西电影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劣势和潜在威胁进行分析,期望能够明晰山西电影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进一步为山西电影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对策。     

抗战后中国电影的“接收”叙事及对公共领域的建构（1945-1949）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开始着手对收复区的敌伪产业进行“接收”。接收作为战后重要的历史事件深刻影响中国社会走向,并对战后中国电影进步性的建构起到重要作用。接收叙事与战后电影的双向互动改变了自身处于主流媒介边缘话语的地位,又反向促进中国电影公共领域的建构。采用接收叙事的进步电影受时局、政策之影响,遭遇暗和、阉割与禁止的历程。接收叙事中亦具有“接收大员”与“重庆人”两种基本人物形象。面对电影检查制度,接收叙事采用“家/国一体”与“政治/伦理一体”的隐喻式表达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