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中的重言词

重新给出了重言词的定义。认为一个词通过重叠形成的语法变体比如“人人”,也应看做是重言词。构词法和构形法是构成重言词的两种方式。现代汉语某些双音节词(例如“冷清”)是由多音词(“冷清清”)通过省略形成的,所以双音化的手段除了考虑重叠、附加、复合外还应考虑省略。省略和重叠都属于构形法的范畴。     

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一项证据规则 ,其目的在于保障人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不受非法侵犯。本文比较了各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英、美两国在“毒树之果”问题上的不同规定 ,分析了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 ,提出应该完善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 ,确立价值衡量模式的非法物证的排除规则 ,暂时保留“毒树之果”的可采性的观点。     

理性对待传闻规则

传闻规则是普通法的产物,在保障证据可靠性与当事人对质权利方面具有相当合理性,适合以证人为中心的对抗式诉讼结构。大陆法系具有不同于普通法的诉讼制度,多数国家没有移植传闻规则,对传闻态度较为宽松,但基于职权主义的诉讼机制发展完善了直接言词审理原则,在保障实体真实的同时兼顾程序权利。我国的诉讼文化与制度远离普通法,而近似大陆法,传闻规则在我国不具备移植的土壤。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建立传来证据规则是我们的选择。     

全面确立直接、言词原则

直接、言词原则是现代法制国家普遍遵守的刑事诉讼原则,它蕴含了民主与进步.在我国刑事审判程序中全面确立直接言词原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没有一种保障审判程序自治性的环境和条件,这一原则就很难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切实贯彻,因此,全面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必然伴随着一系列司法制度和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对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再认识

从其制度渊源与发展的角度展开,对自由心证证据制度进行理性的再认识,分析了把该制度引入我国证据制度的可能性,并为适用该制度提出了初步原则.     

直接言词基本原则的确立

根植于现代对话的民事诉讼构造中的直接言词原则,力图构建以审判者与诉讼两造、诉讼两造之间的信息流动秩序,以此最大限度地营造诉讼信息传递过程的对称状态,从而建立判者有据、争者服膺的正当性诉讼场域,因此应纳于我国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体系范畴。直接言词基本原则地位的确定应包括五点:充实直接言词原则于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体系之中、完善证人出庭制度、强化质证与认证制度,正确认识审判委员会职权,真正落实合议庭职能、宽容直接言词原则的例外。     

论直接和言词原则

直接和言词原则是诉讼中得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本文首先阐述了直接原则的三方面和言词原则的两方面的含义以及这两项原则的要求,紧接着论述它们的作用和其对于审判改革和司法公正的意义,然后分析了在我国这两项原则未能得到贯彻的原因之所在及其对策,最后得出结论应当有效地实施直接和言词原则,加强配套措施,促进司法公开,实现社会正义。     

论公诉人如何应对辩护权扩张带来的新挑战

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了辩护和代理制度,主要包括:一是将律师辩护提前至侦查阶段,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范围和辩护职责。二是加强了对律师会见权行使的保障。三是加强了对辩护人阅卷权的保障,同时规定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应当听取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四是完善了法律援助制度。五是规定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诉讼权利的救济。新刑事诉讼法的上述修改,完善了     

论传闻法则保障被告人对质权的比较优势

作为英美证据法中最重要的规则之一,传闻法则近年来虽然对传闻的限制逐渐放宽,但其根基并未动摇。为了解决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低、书面审理方式使用率高这一难题,法学界目前存在着引入传闻法则和引入直接言词原则两种不同的方案,其主要分歧是我国是否存在传闻法则发挥作用的条件,实质上是对被告人对质权的保障力度。较直接言词原则而言,传闻法则较好的保障了被告人对质权,其比较优势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不断显现。     

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实施过程中的若干问题及其应对

我国已经确立了主要针对证据“合法性”判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过对司法实务操作中遇到的样本案件之考察,可以就证据排除理由、非法证据产生阶段、质证认证等比较重要的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不仅应当具有合法性,还应该保证客观性和关联性;证据排除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并不能为法律条文所一一解决,必须根据法治与尊重保障人权之精神,谨慎应对,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确保具有中国特色证据排除规则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