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经》词语新义的演变途径

汉译佛经在汉语词汇研究方面具有其它中土文献不可替代的特点和价值。根据对《生经》众多新词、新义的归纳分析,发现使词义发生改变的途径有词义引申、词义沾染、实词虚化等三种方式,并结合《生经》中的例句,具体阐述了佛典词语新义的演变过程。     

我国资本市场和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分析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机制,利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从资本市场筹资要素与经济产出的关系.Cobb-Douglas模型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资本市场的投入要素对经济发展指标具有良好的解释能力,资本市场的发展变化与经济发展有较强的互动性;Granger检验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因果关系,故而可以认为资本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在近些年虽然有了较大发展,但仍不能取代间接融资的主体地位,资本市场主要通过中长期信贷市场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     

对外汉语教材生词英语译释和汉语词语学习偏误

通过对对外汉语初级教材中生词英语译释存在的译释方式不妥、译释不够准确、忽略生词的附属义、忽略生词的用法等方面问题进行例举分析,指出这些问题会诱发英语干扰,导致语际负迁移,造成词语理解错误,以致留学生学习汉语词汇时容易出现语义及语法层面的偏误。     

汉英动物词语国俗语义的差异

汉、英两种语言中对应动物词语的国俗语义的差异有下列几种类型:国俗语义基本相同;国俗语义部分相同;国俗语义不同或截然相反;国俗语义只在一种语言中存在。分析汉英动物词语国俗语义的异同,对跨文化交际和语言理解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罪刑法定与法律解释之矛盾及其消解*--基于符号学的进路

当代法解释学原理与罪刑法定主义存在尖锐矛盾,根本在于学理对两个“法律”概念---“法律文本”与“法律意义”的混淆。前者是立法者制定的符号,属于客观范畴;后者是解释者对前者阐发的规范观念,属于主观范畴。法律解释正是使前者向后者转化的过程。罪刑法定之“法”,是指法律文本,而非法律意义。据此,法律解释与罪刑法定的矛盾可得到消解：其一,即便是事后创造性的法律解释,因未变更法律文本,仍符合禁止司法造法和禁止事后法原则;其二,以解释填补法律漏洞,只是新、旧法律意义的更迭,与成文法原则不悖;其三,具有语义模糊性的法律文本,只要公众对其法律意义可达成理性共识,仍符合明确性原则;其四,凡在语义向度上能与公众达成理性共识的扩张解释,均非禁止的类推。     

WTO与我国的仲裁

仲裁是解决国内外经济贸易争端的有效方式。我国现行的仲裁制度与国际上多数国家的仲裁立法相比较过于严格 ,不利于中国仲裁事业的发展。建议立法和司法对仲裁协议应从宽解释 ;严格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论行政法律解释

行政法律解释是行政主体以适用行政法为目的,对行政法律规范的含义进行探求和说明的活动。行政解释权的限度就是依法行政原则。在当前中国,依法行政的第一涵义就是无授权即无行政。行政解释的对象是行政法律规范。文法解释是一切行政解释的基础;体系解释是文法解释之后必须首先运用的解释;法意解释和目的解释是体系解释之后的解释选择方法。必须综合利用各种解释方法以获得合理的解释结果,从而贯彻合法性及正义信念。     

安徽合肥方言词语调查

方言是语言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地域分支,在一定时期内与通语共同存在.对方言的调查研究,有利于掌握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共同特征和对应规律,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加快普通话的推广,减少交流中的语言交流障碍,促进当地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收集合肥方言词汇词目约1 000条,按词类和词义相结合的分类法,名词分为天文、地理、时间,农业,植物,动物,房舍,器具、用品,称谓,亲属,人体,生理、病理,衣服、穿戴,饮食,红白大事,日常生活,商业、交易,文体、教育,人体动作,方位等19义类和代词,形容词,副词、介词、连词等,数量词4个义类,共计23个义类.     

人文学科方法论问题刍议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在80年代前受到教条主义与庸俗社会学的极大摧残而发生严重失误,各种学科失去了自身特有的对象与方法,以致近30年来唯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盛行,直至90年代中期人文社会科学由于卓有成效地参与社会建设、影响生活进程,逐渐恢复元气,到新世纪才获得了与自然科学的同等地位。但是几十年来,由于科学主义思想的深入,人文社会科学的设置、研究方式、价值评估体系受到极大的影响。本文着重提出人文科学在对象、方法上,与自然科学甚至与社会科学的不同特征,主张需要充分认识不同科学价值评估导向中"准确性"上的差异性及其各自标准,以及人文科学评估中所应具有的共同的交往性规则资质。     

罪刑法定主义派生原则的功能廓清

　　摘要：  时至今日,罪刑法定原则已经从绝对转向相对、从理论原则转向司法原则。这一转变体现了有利于被告人的精神,进一步增加了该原则的出罪功能。与之相适应,罪刑法定派生原则的功能也应随之转变。首先,不应一概排斥习惯法;鉴于习惯法出罪去刑功能上的特性,还应当将习惯法纳入刑法渊源之列。其次,类推解释也不应一概禁止,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应当允许;同样,在扩张解释与限制解释上也应作有利于和不利于被告人之分,并区别对待。最后,在刑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上,不应一律赋予其溯及力,并且应当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刑法解释溯及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