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

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儒家经典诗学对魏晋诗学的深刻影响以及魏晋诗学对儒家经典诗学的重新阐释上,二者形成了一种生生互证的关系。魏晋诗学无论是以宗经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论,以尚德为核心的主体价值论,还是文质为核心的审美构成论,以雅颂为核心的审美范式论,都直接接受了儒家经典诗学的影响。然而,魏晋诗学的价值观念、理论形态、审美风尚又都渗透着特定时代多元文化的因子,如援道入儒的思想倾向,艺术创新的审美追求,《诗》《骚》并重的审美取向等,这使得魏晋诗学在对前代诗学的因袭中又投映着“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时代印记。     

一种岭南文化诗学的重构——论钟道宇的端砚叙事

＂端砚叙事＂是钟道宇试图重构岭南文化诗学的切入点。他在有关采砚、雕砚、藏砚、养砚等系列故事的讲述中,重新挖掘岭南先民对自然、社会、历史、道德、人格、情趣、韵致等诸多方面的心灵体验、情感诉求与价值评判,并重构了一种天人合一、道器并重、实用与审美并存的多元的岭南文化。     

司空图《诗赋(赞)》考论

司空图的《诗赋(赞)》由于文本异文的存在,以及句法和取喻的的不循常规,一直存在着理解上的分歧。通过文字校勘、文理疏通,可以发现《诗赋(赞)》是一篇蕴含很深的诗学哲学文献,非诗诗和未为奇奇是富有老子哲学智慧的诗学命题,文中河浑沇清论诗人性情风格之大要基于上述诗学命题;邻女、鼠革、蚁聚三喻包含着对当时诗风的严厉批评;历诋自是、正反对比是《诗赋(赞)》的立论思路;《诗赋(赞)》与《二十四诗品》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的特征

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典诗学的研究在总体上呈现出五大特征:一是在研究分布上南重北轻;二是在研究方向上呈现出专而精;三是在研究内容上重点突出及以考论见长;四是在研究时段上三阶段稳步发展;五是在研究方法上重视文本细读与分析。日本学者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的内容、方法与特点,对我国古典诗学研究界具有重要的参照与借鉴意义。     

互文性、诗学规范与近体诗的创作

进行近体诗写作,须臾不可忽视互文性与诗学规范。从互文性的视角看,任何写作都是再写作,任何文本都是由引文拼成的马赛克。现代互文研究更是将一切语境都视为互文本,从而为读者对诗词进行多向度解读提供了可能。近体诗写作需遵从诗学规范,包括宏观规范与微观规范。一方面要与传统和当下的诗学要素如流派、题材、体裁、样式、格式等合拍,另一方面要符合近体诗对行数、字数、押韵、对仗、平仄、粘对以及起承转合等方面的要求。     

论比较诗学及其他者视域的异质文化与非我因素

在全球化时代的汉语学术界,比较诗学研究是中外文论走向汇通性研究所展开的主流方向,比较视域是比较诗学在学科研究上得以安身立命的本体,他者视域是比较视域构成的内在品质,他者视域在比较诗学研究中秉有的两种文化立场。异质文化是比较文学研究者以及国际汉学家所使用的一个专用术语,以语言与民族血亲关系的本质差异性而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本质上互为异质文化,即两者互为异类,对方都是自己的非我因素。比较诗学研究者诉求跳出本土学术研究领域的单边文化主义,主张以一种异质文化与非我因素的开放眼光来从事普适性的、整体性的、国际性的中外诗学研究,从而规避本土文论研究的一元性和惟民族性。比较诗学研究中的比较视域主张中外诗学研究之间的相互看视,主张中外诗学双方之间互为他者,认同一个民族的诗学相对于另一个民族诗学来说,两者之间就像镜与灯一样,可以相互镜照与相互照亮。交集理论是比较诗学在学科理论建设上简明及有效回答视域融合及比较研究如何可能的学理观念。     

世外云木秀独鹤自往还——皎然诗歌中"独"的审美意象及其文化意味

当前学界,对皎然诗歌的研究是薄弱而不系统的。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着重从美学的 高度来探讨皎然僧诗歌创造里"独"的运用及其诗学观,并对其释道圆融的诗学美学观作初 步阐释。     

论吴孟复先生的诗论承续与诗学实践

吴孟复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坛的巨擘,他的《勉堂诗话》体现了对中国古典诗论的总结和承续,《吴山萝诗存》则保存了大量的旧体诗歌作品,直观地呈现了他一生的诗学实践。吴孟复先生转益多师,幼时从张仿舜先生习诗,心折袁枚的性灵说,后从乡贤陈诗先生学诗,服膺王渔洋的神韵说。在无锡国专读书期间又从陈衍先生学诗,认识到学问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并且在自身的创作中呈现出“以诗述学”和“诗学一体”的特点。此外,吴孟复先生还总结了自身诗学实践的经验并指示了诗学实践的门径,他认为文本批评式的诗话和经典细读式的妙悟是诗学实践的具体方法。他的诗学观念和诗学实践深刻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的旧体诗坛。